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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冯道这个人，可能大多数读者都不太熟悉。这是一位古代奇人，史上唯一的“十朝元老”。在他死后的一个半世纪里都被人歌功颂德的，甚至被他人视为楷模。但是，自北宋欧阳修出版《新五代史》，将冯道列入《杂传》，此后冯道竟开始被人批判！尴尬的是，为冯道所作的少数申辩，皆因为资料零碎，散布各籍，不像「反面」意见都出于「大部头」史籍。因此，在欠缺强而有力的理据下，冯道的正面评价备受忽视，所以后来很多史书皆对冯道作出负面评价。例如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清官修的《续通志》，大多选用《新五代史》的《冯道本传》来推论出冯道的为人「不忠」。
但大体来说，冯道的为人实在未至于世人所说的不忠……
史籍言论过于偏激
首先，《新五代史》的言论未免太过偏激，未能顾及冯道身处的时代背景。根据《新五代史》卷五十四内的《杂传》第四十二「欧阳修说：『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若如此，那麽祸乱败亡就将无所不至了。况且身为大臣，攸关黎民生计，如果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国家岂有不乱，国家岂有不亡的吗？|我（欧阳修）读冯道的《长乐老自叙》，见他自述历任官阶荣勋与平居自适的情况以为荣，真可以说是没有廉耻的人了；由此，当时天下国家的情况究竟如何，也可以从而知之了。』」（林永钦《骑牆孔子－冯道》一书译文）
其实五代的衰乱自有其因由，而冯道一人有没有廉耻，肯定不足以成为构成衰乱的主因。而且，五代衰乱，社会黑暗，使当时君臣上下皆不重德行，道德败坏。正所谓，「不知者不罪」，冯道历事「四姓十三君」是可以理解的。
欧阳修的为人和其身处的时代，亦影响他对冯道所作出的评价
读《宋史．欧阳修本传》，常觉得欧阳修青年论事时过于意气。从他想支持范仲淹，却上书责司谏高若讷，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一事便可知。而《新五代史》是他早年私撰，所以论人不论事的态度亦可从中窥知。
另外，宋代儒者大都陷入宋祖宗的圈套（欧阳修亦然），加上惩于五代之乱，于是矫枉过正，大都以忠君作为论臣子的先决条件
孔子认为的【忠】
其实，早在春秋时期，孔孟并不认为【忠】的定义是忠于一君，而是建基于一国之上，先国而后君！以孔子为例，当时子张问孔子：「管仲谋助公子纠夺其兄齐桓公，那是否『未仁』？」。但孔子则认为桓公能够九合诸侯，不用兵戎相见，那都是管仲的力量。
如今冯道向契丹王耶律德光说：「此时即有一佛出世，亦恐救不得百姓；唯皇帝才可救得。」只因冯道一席话，令契丹王打消攻打中原之念，凭他一语之善就改变了局势。于是，当时无论中外，无论贤愚，都仰冯道为元老级人物；人们都说契丹终于没有夷灭中原全靠这一言之善，从这「一言之善」，我们可知冯道完全能媲美中国古代名臣管仲。如果管仲可以避免兵戎就是「仁」（孔子认为「仁」乃道德的最高境界），那么冯道令契丹没有夷灭中原就更值得称许了！
而且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礼臣忠，是君臣间治事的态度，臣子徒然忠于君主而不能忠其职守，那麽这个臣子便不值得称道了。由此可见，孟子的【忠】说通俗一点就是：人民万岁！这与欧阳修的【忠于君主】是不同的，欧阳修似乎曲解了孔孟之道。
冯道身为一位朝廷官员，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付出是很好的。虽然后世认为他不忠，不过那是以君王的角度来看。真正重要的，应该是当时的人民在他当官的这段期间生活状况，他对人民起到什么好的作用。他重视人民胜过于君王，这在古代君王专制时期很难得的！
所以笔者觉得，他算是个处处为人民着想的好官！
当然，过去专制时代，朝廷其实也并非不重视百姓的生活，只是他们认为维持朝廷体系，对于国家而言才是最重要的！就像现在所谓的民主国家，也会为了维持**乃至国家的利益，因而对于人民有许多限制，譬如移民的限制等等。
能做数十年宰相，岂是等闲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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