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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对朝廷来说是个极为敏感的话题。
打仗要用钱,赈灾要用钱,赏赐要用钱,办学还是要用钱。
左平章事的这个问题,太过敏感,顿时让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
岁入三千万,天下的存银至少也要在三十倍以上。
如果这些银子有一半是从外面输入的,那就是四亿两。自隆庆开关到甲申年,八十年时间,平均每年入银五百万两。
可是,税并不曾见到。
这是个简单的数学题,在场的人都会算。
不管是十抽其二也好、十抽其一也罢,这都对不上。
显然,这是一个可以抠出来钱的地方,哪怕每年能抠出来五十万两的税,也能缓解很大的财政压力。
几乎是一瞬间,刘钰之前说过的一些话,瞬间响彻在李淦的脑海里。
平日里并不会在意,可此时被这话题一引,就无比清晰。
齐国公在奏折上,转述过刘钰在和罗刹谈判时候说过的关税问题。
生丝、瓷器、茶叶这几样,都是西洋人需要但又不能自己生产的,所以可以课税,哪怕课十分之三的税,西洋人一样会来买,相对于运回去所得的利润,贸易成本的十分之三根本不是问题。
外来货物的征税,就要考虑是否对本朝的手工业者造成冲击。
再联想到刘钰之前说过的皇室参与对蒙古和罗刹贸易的事,想钱想疯了的李淦脑子里已然是转了好几圈。
皇室垄断贸易,这是与民争利,但西洋人每年输入这么多白银,若是能够掌控,岂不是每岁增加数百万内帑?
这诱惑实在太大。
然而这个念头一转,李淦也知道这里面的问题。
想的容易,实施起来必然彻底走样。
而若收关税呢?
现在每年海关的关税,数额根本不多。
可是西洋人的贸易确实频繁,也确实有钱,那岂不是说明逃税的走私严重?
本来是一篇关于西域的策论,本来刘钰只是想借此施加一点“天下观”的影响,哪曾想这短短的三百字竟然让李淦等人想到了钱。
这个问题太过敏感,李淦心想此时最好还是不要提及,遂道:“此番策论问的是西域事,这个就先不用考虑了。咱们继续往下看吧,这也不过是个引题之语罢了。是真是假,待评了优劣,殿前问对再议。”
避而不谈,其余人也都顺从,继续往下看。
果然如李淦所言,这三百字只是个引子,这三百字之后,便引到了下一个问题。
时世易也,贸易路线的改变,西域大国的荒废,西洋银矿的开发,海船远航技术的进步,都使得汉唐时候有利可图的西域,变成了如今彻彻底底的赔钱货。
曾经的西域不再是现在的西域,如果大顺自比汉唐,那么大顺的西域,应该在南洋。
而地理上的西域,因为准部、罗刹、英法、绿教等等因素,更像是前朝的辽东。
汉唐的西域,是有收益的。所以要经营,而且乐于经营。
前朝的辽东,是负收益的,但若不经营,前朝可是有大祸的,这个经验不能不吸取。
所以地理上的西域,必须要经营,而且要赔钱经营。
钱从何出?
是否能做到王安石说的,不加赋而国用足?
引出第一个问题。
若是国朝平定了准部,雪山也不再是曾经的吐蕃,辽东犁庭扫穴基本都是汉人了,西南只是改土归流,喀尔喀蒙古已经彻底完蛋,罗刹国不可能动用太多兵力在东北,那么国朝的威胁在哪?
也就只剩下了东边,虽然历朝教训,北疆、西患才是威胁,但时代变了,再这么想就是刻舟求剑了。
国朝可能的威胁,就只剩下了东边。
要么是日本。
要么就是西洋诸国。
想要杜绝本朝的威胁,那就需要一支海军。
有了海军,不去经营南洋,那岂不是等于有沃土有农具有良种而不去种植吗?
这引出了第二个问题,东边是有威胁的。
两个问题引完,又先把问题绕回到了钱上。
若以广东为汉唐长安,商品往来,胡人杂居,贸易兴盛,那么南洋就应该是安西都护府。
坐在家里就能收钱,当然好。
可刘钰下面又附了一张图表,用从传教士那里收集来的种种物价,告诉众人,坐在家里收钱,钱都被二道贩子挣走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才能赚大钱。
以《货殖列传》所言: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
罗刹人走旱路,万里之遥来这边贩茶叶和大黄,可以知道这里面的利润到底有多大。
汉唐时候,大食、大夏等国,都是富庶无比,西洋人尚且蛮荒,也没钱,所以汉唐时候西域贸易可以赚钱,有利可图。
但现在大食等国穷的叮当响,西欧各国如今金银遍地,所以作为类比,直接与西洋人贸易的南洋,才是汉唐西域的经济地位。
同时,安南等地,自赵佗时候起,与国朝一直分分合合。前朝打过一次,很快又放弃了,雨林遍布,行军困难。
安南狭长,如果有一支海军,运兵或者沿海登陆,水运机动支援,若将来国朝富足,安南有变,安南完全可以收复。
安南、暹罗等地,又都是产米地。若有一支海军,就可以随时运米,沿海一线不会出现饥荒,又能缓解江南日益增加的米价。
海军和把南洋作为西域经营,又是一体两面。
若航海强,则可以绕开二道贩子,直接把丝绸、瓷器等,运送到西洋诸国,获取更高的利润,足以支付开拓边疆的耗费。
若海军强,则无论日本还是西洋诸国,想要在东面威胁,都不会奏效。
日本国再有野心,若海军不胜,也就无从再有万历援朝事。
西洋人纵有野心,其国四万里之外,国朝的海军不需要和西洋诸国并起称雄,只需要能打的赢西洋诸国在南洋的势力,就足以控制。
看上去西洋人在南洋的势力很大,如吕宋、巴达维亚、满剌加等曾经的藩属国,都已被西洋人控制。
然而西洋人之间彼此也有矛盾,这些矛盾是可以利用的。
且如吕宋、巴达维亚等地,汉人移民也多,又被西洋人操控,挑唆与当地人的矛盾。
这些移民屡受欺压,一旦国朝海军势大,则立刻就是一支“归义军”。
西洋人的经验是可以借用的,筑城、统治,既然西洋人相隔万里,不过三五千兵就可以控制吕宋等地,而国朝出海移民极多,吕宋二三十万、巴达维亚十五六万,又为什么不能控制当地呢?
和兰国控制着香料,每年获利百万,如果能够控制南洋的香料,国朝便能得利百万。
若能远洋至欧罗巴,则生丝、茶叶、瓷器等,也可以盈利四五百万。
本朝商贾,坐地收钱,故而无心也无能力前往欧罗巴,若能转运到欧罗巴贩卖,这也不是与民争利。
看上去水师赔钱,但实际上一旦控制了南洋,就如同汉唐控制了西域,财富增多,年税百万,贸易千万。
况且,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那么下南洋求生这种事,也就不是国朝所用担忧的了。
只要海军强大,那些人就不能学赵佗,实力不允许,而且想要反叛得有钱、有势力。
下南洋求生而有钱的,必然又都是和丝绸茶叶等贸易息息相关的,他们也不断然不会用反叛来断绝自己的财路。
南洋的移民,若是没有国朝在背后支持,很容易被当地人数众多的土著屠戮,所以那里的移民必然是心向国朝的。
人心所向,再有水师威胁,即便有野心勃勃之辈想要效仿赵佗,那也是徒增笑耳。
从钱、贸易、外部威胁这三个角度论述完后,后续的内容则是一个更大的暴论。
自古观之,朝代兴亡,都是二三百年之数。
何以如此,是因为人口滋生,而土地不加增,朝代末期又有严重的兼并事。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有治标者,有治本者。
治标者,抑制兼并,但这也只是早死晚死的区别。
治本者,发展实学,增加产量,同时广泛移民,效周封建之智,移民南洋、奴儿干,减小人地矛盾。
控制了南洋,增加了国库收入,朝廷就能养一支强大陆军。
即便有民变,也能弹压。
控制了南洋、奴儿干等地,又可以效仿宋朝制度。
一旦有灾,固然要赈灾,又应把灾民中的青壮招入厢军,送到奴儿干、南洋等地。
既可以开拓南洋、奴儿干。
另则,把青壮都招收走了,就算有人带头起义,只剩下些老弱,也成不得事。
初始移民,青壮为主。老弱……有钱就赈,没钱……这是血淋淋的残酷事实而已。
随着移民越来越多,移民的成本也逐渐降低,初始可能还需要编入厢军官方移民。
等到逐渐开拓之后,过不下去后自发的移民也会越来越多,又能多续命几年。
南洋又一年三熟,基本上不太可能饿死。
本身又多产稻米,控制了南洋,就等于控制了粮食,水师也能够沿着海路运粮,还可以慢慢淘汰运河,节省出一笔巨大的开销,同时也减少了江淮民众的负担。
陕、晋等地,垦殖蒙古;河北、山东入辽东;河南、山东远走奴儿干;江南则去南洋。
同时西洋人一直传闻,在南洋以南,尚有一处肥美之地。按照地理学去推算,那里四季分明,只是冬夏和国朝相反,广阔不下万里。若能控制南洋,日后那里也可以安置百万人;但若不能控制南洋,日后那里定是西洋人的。
以上种种,是故将南洋为国朝西域,可得汉唐西域财货之利;可得周分封拓土之势;可缓江南粮米日贵之忧;可解兼并流民作乱之危;可防万里海疆敌袭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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