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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国会的权力,总是与战争结果息息相关。
君主执掌军队,打赢了,威望就高,就能压制贵族,甚至解散国会,加强集权。
打输了……
之前的查理十二世,能力还行,和俄国人打了那么久,虽然被俄国人赶到了土耳其躲避,可是能力还是有的。然而他却在回国后攻打挪威的途中,被一颗意外的子弹打死了——有说法,说是他妹夫、现在的瑞典国王开了一枪,引发了卫兵的反应,流弹误杀。
因着他死了,他妹妹的继承权顺位又在他外甥之下,所以国会自然而然地执掌了大权,废弃了绝对君主制。
要搞定贸易问题,首先要搞定议会。
而和俄国的多年战争,使得议会中的激进派们,无一不以“击败俄国、收复失地”为目标。
这就是一个可以利用的道德绑架,终究大顺和俄国在此之前爆发过战争,而且大顺又和法国眉来眼去,这一次又归还了大北方战争中被俘的瑞典俘虏,这让许多瑞典年轻贵族喜出望外:这是个天然的盟友。
此时瑞典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对中国的印象很好。
和伏尔泰等人一样,这些公共知识分子们,会虚构一个理想国。既然“地上天国”太虚无缥缈而且和宗教绑定,那么就需要虚构出一个现实存在的理想国,来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
这个理想国不能离得太近,如果离得太近,很容易被人去亲眼看到,然后必然幻灭。
所以这个理想国得很远,寻常人接触不到,才能可劲儿的抡圆了吹,夹带自己的私货。
这个理想国必须长寿且强大。
绝大多数普通人,都是嫌贫爱富且以成败论英雄的,越富庶、越强大,这个理想国就越有吸引力,成功者拉屎都是有道理的,失败者努力都是浪费时间。
比如几年后瑞典人为了鼓吹议会制和出版自由,出版过一本书,叫《唐帝国(618-907)的审查制度》,吹嘘道:唐帝国的皇帝是文明的皇帝,他们走进民居,倾听每一位民众的呼声。他们为民众谋求福祉,任何人民都可以向皇帝提出自己的意见……
这要是不知道的,看过这本书后,估计要以为唐朝就有自由出版法案和全民议会制了。
正是越缺啥,也要在“理想国”中描绘什么。
瑞典是此时欧洲出了名的“莫谈国事”——不允许出版任何政治书籍,只要是写成字就不行,甚至包括私人信件——如果私人信件大谈国事,一样要被判刑。
这种情况下,国会很容易被煽动,民众的思想也很容易被控制。对俄国的复仇主义思想,可以讨论,但是不准写字。民众愚昧到了极点,很容易被商人、贵族、有钱人煽动,这正是这些东印度公司股东们可以操作的地方。
比如卡姆比尔所说的,谁不支持大顺的商人参股,谁就是卖国贼。
这是个绝佳的切入点。
而且……此时的瑞典,一场党争正在酝酿,这些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可以决定这场党争的失败者是谁。
…………
斯德哥尔摩。
瑞典的国会是与别处不同的:都是分成等级和党派,开会的时候比谁的嗓门大,假装可以做出决定国策的决定。
等级院却不同,他们分为四个等级,多出了一个农民等级,因为瑞典的农奴制和封建制并不完整,超过一半的农夫是自由农民,而非隶属于贵族庄园。
国会召开的时候,议员们商定法律和税收——这是1723年女王王夫上位的妥协,之前是没有的——议员们会按照指定的税收标准盯着,谁违反了谁就下台。
法律和税收,并不是国家的全部内政和外交,真正治理国家的,也不是这个乱哄哄的议会,而是一个75人的秘密委员会,以及一个在议会休会期的参政院。
贵族、僧侣、商人和小市民、农民,虽然都有四个等级的国会议员,但75个参政院秘密委员会里,并没有农民的存在。
曾经的女王的丈夫、现在的瑞典国王弗雷德里克伯爵,是真正主持国政的九人参政会中,唯一有两票的人。
不过自从1723年新法否决了双王共治和绝对王权制,将立法权交给国会之后,国王便忙着找情人和生孩子——正妻无所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
反正他是神罗的伯爵,自己在神罗有封地,王室开销不用看这群瑞典人的脸色。
此时真正主持瑞典政策的,是瑞典的首席大臣,阿维德·霍恩。
如果只是从政策上看,这是一位温和派。但如果说的难听点,这位叫“英俄派”。
他的脑子还是比较清醒的,瑞典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再是那个脚踢神罗、殴打北方的雄狮了。
所有的政策出发点总结成一句话,就是韩非子的那句“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
阿维德还是很清醒的,打不过俄国,越打越完蛋,不如老老实实的,别去收复失地,别渲染复仇主义,搞好和俄国的关系。
别让俄国再打了。波罗的海出海口,该扔的扔、该割的割,一定不能和俄国开战。
————
在经济上,他虽然支持重商主义,也鼓励国内的手工业发展,但是认为瑞典也没能力和英荷争霸,俄国海军都打不过,还去撩英荷?
所以,适当降低关税,允许英荷的货物在瑞典销售。
在东印度公司问题上,小心行事,不要高调,不要招惹英国和荷兰,免得英荷不满。
发展个锤子的纺织业,瑞典这环境、这人口、这气温,能不能发展的起来纺织业,心里没点数吗?不如老老实实进口外国的纺织品,搞好英荷关系,卖卖自己的特产钢铁和铜以及木焦油得了。
消消停停,当个小国,别做大国的梦了。
时代变了。
议会中对这位首席大臣的反对派,是激进派,领袖是卡尔·吉伦特博格。说的难听一点,这位叫“法国派”。
他的脑子就相当不清醒,认为瑞典应该延续旧时代的辉煌,脚踢俄国、猛踹普鲁士、海扁英荷。
历史上,法国人口头上给予了大量的支持,可是刷卡时为零。
历史上这位一上台,就对俄宣战,要复仇,要重现昔日的荣光,要让俄国人割让圣彼得堡。
然而法国人只有嘴在支持,俄国那边上台了伊丽莎白女皇,仅次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女沙皇,暴打了瑞典,割走了芬兰,还把伊丽莎白的前未婚夫的弟弟立为瑞典世子。
激进派的经济政策,也很奇葩。
大幅提高关税,高压控制外来的纺织品,努力支持本国大纺织业主的利益,宁可瑞典无好布,不可瑞典用英荷货。
努力支持东印度公司,挖荷兰和英国的墙角。历史上,趁着奥地利王位战争开打、法英荷西互相私掠劫船的机会,猛往广东派商船,到处勾搭走私商,使劲儿往英国卖走私茶叶,开辟了前往美洲的走私线。
换言之,周边的邻居全得罪了一遍。
和法国走得近,这叫远交近攻。可远交近攻的前提是自己是个强国,弱国搞远交近攻,那是嫌死的慢了。现在的俄国和普鲁士,还是当年的俄国和普鲁士吗?
可想而知,支持他们的,都是年轻军官、年轻贵族、大商人、手工业者,以及最保守最爱国的农民。
卡姆比尔等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盯上的就是国会中的激进派,希望他们在国会中取胜,支持他们,以换取他们的回报——至于瑞典被俄打、被英嫌,那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有钱,去英国去荷兰去俄国,不一样当大爷?
况且,卡姆比尔本来也不是瑞典人,而是一个英国人。
趁着二月份还没到,商船还没起航的机会,卡姆比尔又匆匆返回了斯德哥尔摩,找到了激进派的领袖人物卡尔·吉伦特博格。
三年一度的国会就要召开,卡尔也是志得意满。
他的支持者们,学习英国人内战时候戴假发和不戴假发的方式,戴着与保守派截然不同的帽子,利用不准写国事不准出书的审查制度,到处煽动对俄复仇的演讲,取得了大量的支持。
他有信心,在这一次国会中,干掉保守派的阿维德,自己成为国务大臣。
而且,不久之前,法国特使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法国和大顺的外交十分顺利,具体谈了什么不能说,但是十分顺利。显然,这意思是说法国和大顺在合谋对付俄国,反正大顺不可能派军舰来打英国。
如果瑞典选择对俄开战,法国愿意提供一笔援助,包括一部分枪支、火炮,甚至一些舰队。
同时,这位可爱的法国使者,还给瑞典带来了一笔很大的订单。
法国的波尔多,盛产葡萄酒,而制作葡萄酒桶,需要上等的铁做箍,瑞典的铁质量相当好。所以法国断绝了和其余国家的铁贸易,将波尔多箍酒桶的铁订单,都交给了瑞典。
以此,作为这一次支持瑞典对俄开战的诚意。
这笔订单,是给激进派的,法国可不会把这笔订单算在保守的英俄派政绩上。
除非激进派掌控国会,订单才会生效;而如果还是阿维德那个老头子,这笔订单是不会交到瑞典手里的。
订单,意味着又能获取一些工商业者的支持,这让卡尔当国务大臣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现在,东印度公司的发起人、大董事、瑞典的勋爵卡姆比尔又找上了他,卡尔·吉伦特博格觉得国会的事,更稳了。
他想,他会引导瑞典人民,攻占圣彼得堡,然后……或许可以凭借威望,彻底毁掉瑞典的绝对君主制余烬,他可以成为瑞典的护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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