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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激进派政客，需要一个五年平俄的政绩；东印度公司董事选择利润分出一部分而不是破产；大顺需要的打开欧洲市场站住脚并且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
三方稍微谈了谈，在某种底线上已经达成了一致。
底线可以接受，卡尔却不能立刻给出确定的答复。
他现在还不是国务大臣，即便他很有信心，自己的激进派能在今年的国会中执掌大权，可现在毕竟还没有。
名不正，言不顺。
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卡尔心中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自己可以给东印度公司设置一个底线。
如果，一切顺利，自己的激进派在今年掌控了国会，那么自己就可以承认卡姆比尔在中国的谈判。
如果，出现了意外，那么卡姆比尔在中国谈判的条件，并没有法律效力，瑞典可以直接不承认。
在政客看来，如果瑞典出尔反尔，大顺有反制措施，可以断绝贸易、加增瑞典的出口关税。
但那不重要。
相反，如果出现了意外，激进派在这次国会召开中失败，那么所有的责任都是现任的国务大臣阿维德担着。
这无疑是一个一举两得的手段。
先斩后奏，造成既定事实，国会可以后期追认认可。
如果换届成功，等卡姆比尔从中国回来，他这个激进派的新国务大臣，就可以作为一项自己的政绩宣传：看，是我达成了瑞、法、中的反俄同盟，是我守护住了东印度公司股东们的利益。
既然卡姆比尔找到了这里，显然在东印度公司的内部，已经达成了某种共同意识。
和英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不同，瑞典的东印度公司账本是不公开的，船到就直接销毁的。所以根本不需要面对汹汹的、数量众多的小股东。
只要大股东们同意，小股东们是翻不起什么浪的——他们连利润到底是多少，都无权知道，只要确保自己的收益高于荷兰国债或者英国国债，就值得投。要不然，在瑞典，留着钱还有什么可增值的投资方向呢？总不能向国王学习，在瑞典养蚕吧？
卡尔·吉伦特博格心中的这个大胆的想法，就像是春天发芽的荨麻，很快布满了心间，用那些剧毒的毛刺驱赶走了其余的杂草。
至于那些造船业主，这是可以用钱搞定的。而这笔钱，可以作为谈判的条件，由大顺的商人出，以作为游说国会的资金，以便修改垄断权条例。
斟酌片刻后，他认定馒头只是在传达某种意图，确实没有最终谈判的资格。
于是请馒头先离开，只留下了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卡姆比尔，商谈这个私密问题。
“考林爵士，你既然作为对华交涉的全权代表，国务大臣给你的底线是什么呢？”
此时还不是国务大臣的卡尔询问了一下，这应该算是一个秘密，有些事是不能够公开讨论的。
“国务大臣并没有给我具体的底线。他说只需要让我对国会负责、遵守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条例。这样的谈判，必然是毫无意义的，也定然是会无功而返的。”
“如果我遵守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条例，那么就意味着：中国的商船不能参股，只能在瑞典建造；中国商船的船主，必须接受瑞典的军职，在战时受控于瑞典海军……显然，这是顺帝国不能接受的。”
“他们不能接受，就必然采取反制措施。加增对瑞典的出口关税、增加瑞典船只入港税、甚至封闭瑞典商馆。”
“国务大臣的底线，模棱两可，一切责任都是我来承担。”
卡姆比尔脑子很清醒，现任的国务大臣阿维德不想背锅，给的这些个底线，纯粹扯淡。
既要不违背瑞典法令，又要保证东印度公司存活，这不是扯淡是什么？
无论他在中国那边达成了什么条件，到头来都是错的。
允许中国商人入股，那就违背了国会；不允许中国商人入股，那就造成了公司倒闭。
国务大臣倒是不用担责任，可以诘责他，这种事实在是幼稚的政治。
给他的头衔是对华交涉全权代表，可他能交涉什么？后面的绳子拴的这么紧，往左走是死、往右走也是死。
故而卡姆比尔根本没有指望在现在的国会中纠结，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了国会改组，支持激进派上位，赶走阿维德，换一个和东印度公司走的更近的政客，也就是眼前这位卡尔·吉伦特博格。
故意透露出的无奈，在等着卡尔表态。
“不得不说，我们的阿维德大人的外交政策，是软弱且愚蠢的。国会里像他这样腐朽的人太多了。”
“如果我是国务大臣，我会答应顺帝国的许多条件。有芜菁吃，也比饿着肚子强。”
卡尔很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卡尔爵士，东印度公司也认为国会的一些外交政策，过于温和。至少，对东印度而言，海外的利益，没有中国的支持，是不可能盈利的。与其叫东印度公司，不如叫瑞典中国公司。这是现实。”
“对于英国和荷兰，虽然我们欠荷兰人不少债务，但您知道，荷兰人做生意很讲信誉。当年荷兰和西班牙、法国打仗的时候，只要给钱，荷兰商人是可以把粮食和火药运到法国人的城堡里的。”
“即便我们扩大业务，会引起英荷的不满，但……但事实上，您也知道，瑞典的东印度公司从组建的第一天开始，英荷就是不满的。我们给英国的外交照会，英国根本没有拆封给送了回来；荷兰人也差不多。既然他们已经不满了，那么我们再扩大一下业务，也没有什么问题。”
卡姆比尔站在商人的角度上，冷静的分析了一下此时东印度公司的处境。荷兰人的“讲信誉”在欧洲还是很立得住的，就算立不住，有了顺帝国商人的资本，完全可以连本带息地将荷兰的债券偿还。
当然，最好不还。欠钱的是大爷，欠债越多，荷兰动手的顾虑就越大，要是还了本金，反而让荷兰人少了顾虑。
而且东印度公司现在的问题，主要就是两点。
资本少，船少，运的货少。
在中国，被在那里根深蒂固的荷、英、法、西、葡打压，拿不到上等茶叶和瓷器。
大顺商人如果可以入股，确实能把这两个问题都解决掉。不管是荷兰盾，还是西班牙银元，在广东、福建，存量都不比加的斯或者阿姆斯特丹少。
去年商船的订烧瓷，也表明了在大顺做生意，有官方背景的，让你活你就能活，让你死你就得死，让你拿到货你就能拿到货，让你拿不到货你就拿不到货。
这些问题，他和那些不怎么太过愚蠢的东印度公司董事说清楚了，现在也需要向眼前这位很可能执掌国会的人说清楚。
这也不是说给卡尔明白的，而是让卡尔在国会中，接受质询时候的说辞。
“考林爵士，你的话很有道理。中国贸易的利润，不应该被英国和荷兰垄断，瑞典理应分一杯羹。而且，这和我们的激进的重商主义政策不矛盾。只要你们保证，不会将中国的纺织品在瑞典销售，我想这应该是国会授予你们的唯一底线。”
“至于其他，您作为商人，商人的第一目标是追求利润，而且您还是东印度公司的发起者和第一股东，我想您在谈判中完全可以清楚地取舍利益。”
“国会应该支持，而不是应该反对。”
话尽于此，卡尔也不能说的太明白，毕竟他还不是国务大臣，他的激进派还没有控制国会。
但他已经给出了卡姆比尔底线：只要保证纺织品不在瑞典销售，剩下的都能谈。
“不过，一些国会议员们的利益，或许会受到一些损害。这或许需要一定程度的补偿。这个，或许也应该作为一个和中国人谈判的条件。”
卡姆比尔完全听懂了。他盘算了一下，今年国会要开会，激进派很有可能大获全胜，那么旧的国务大臣给自己的那些模棱两可的底线，自己完全不需要听。
一朝天子一朝臣。
眼前这位最可能的新国务大臣，已经给了自己新的底线，这一次中国之行也就轻松多了。
那么，剩下的，便是行贿了。或者说，叫游说。
结束了这次谈话，卡姆比尔再度约见了馒头，隐晦地表达了一下条件后，他又立刻返回了哥德堡，解决股东们的最关心的分离对华业务的股权分配。
馒头还不能立刻返回哥德堡，他来的时候，是带了一些礼物给瑞典国王的。
天子既然知道这事，礼仪之邦嘛，就不可能让他们空着手来，自然是赠送了一大堆的礼物，所以他要在这里等瑞典国王的还礼。
天子送的礼物，有贵、有重。
贵者，首先要符合礼制。天朝可不承认瑞典是帝国，依照郡王礼，紫檀木漆器为顶，白玉青玉的一些礼器都是单的，估计瑞典人也不懂，可能也不觉得值钱。
重者，则是瓷器、丝绸、茶叶等三件套，这些在瑞典都能卖上好价钱，瑞典国王肯定是还相应的礼物。
好在瑞典国王是神罗的黑森伯爵，领地不少，不至于拿不出相应的礼物。
在等待瑞典王凑礼物的时候，两对精美的青花敞口壶、四匹上等的倭缎、二十柄对日贸易积压的扇子、两口倭刀、一套朱漆菊瓣儿盘、六团普洱茶等等礼物，被送入了卡尔·吉伦特博格的府邸。
除了这些礼物，还送了一张价值两千两的代金股权，表示将来在中国入股的时候，卡尔的这一份会直接入股到瑞典东印度公司中，股息就作为他退休后的年金，可以直接在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哥德堡大楼取息。
不怕送礼，而是怕送礼找不到对的人。看来，这个卡尔·吉伦特博格，是个值得送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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