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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哉！”
宗义如心中大赞，心道果如吾之所料，此人得知必死，必要先把他的藏书和心学收好，以求流诸后世。
雨森芳洲既滚蛋回住处整理藏书和那本《古今和歌集》，自己正可找心腹人去和大顺军商谈，只要给出保证，自己便可投降。
料想着自己可能是第一个投降的，若他们背信弃义，别人安肯投降？便是昔年明末东虏为祸的时候，先投降的几个，可都是封了爵位了。
大顺总不能连蛮夷都不如吧？
既如此，自己定然无忧。
大顺海军如此之强，能攻下土佐，自己在对马也就毫无意义了。
对马若不能贸易，着实是穷。
反正也守不住，跑也跑不了，既不想死，那就只有一个选择了。
早就听朝鲜人说大顺京城华贵富庶，何不去京城做个闲散爵爷富家翁？
内心已经打定了主意，面不改色。
雨森芳洲又道：“主公若再派人与唐人谈，我请写一封书信。”
“昔年师兄陶山钝翁，以必死之心，违背生类怜悯令，而鼓励民众猎杀野猪。民众受其恩惠，恳请立碑为念，尚未完工。吾观唐人，亦有仁义之辈，可请他们勿扰此碑。”
“吾老矣，见中华天兵威严齐整，知其不可胜矣；东西两华之论，中华必必肯相容。”
“穷途而道孤，唯效三闾大夫之事。”
感叹到最后，对大顺的称呼，从一开始的唐山、震旦、唐国，终于又叫回了中华。
这不是因为见到了赵百泉的那番交流，而是在一瞬间，他想明白了一件事。
不管是古学派的山鹿素行，还是朱子学的新井白石，这些人构建的“各自称华”论，彻底完了。
各自称华论一完，华这个概念只能扔给中国，日本不能要了，甚至要割裂。
否则，日本的儒生必要经历一场思想的混乱：既与本国称“东华”、自号“中朝”再无缘，将来是朝天子？还是忠国王？
日本，只能当日本国，才可能会有未来。
想着最后的感悟，跪地作别，雨森芳洲慢慢离开了栈原城，朝着城下町的居所走去。
在那里，他要整理自己的毕生藏书，也要将自己最后的感悟，写出来，送回日本。
雨森芳洲一走，宗义如顿时松了口气。
雨森芳洲在侧，他颇有些“仲尼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感觉。
自己内心的阴暗想法，在这等儒生面前，总觉得像是被太阳照射的冰块。
现在这种感觉散去，当真如同发冷的时候焐出了一身热汗，浑身的毛孔都通透起来。
大顺那边要的八万两白银，不是问题，一点都不多。
新井白石改革收紧贵金属出口政策之前，对马平均每年与朝鲜贸易的银币量，是以吨计的。
新井白石改革前最高值的时候，一年出口的11吨银币。当然，那时候铸币改革，银币不是纯银，含银量大约在65%，算起来也是七八吨。
其中人参也就占到五分之一，剩下的还是朝鲜商人免税在京城贸易拿到的生丝。
这正是大顺海商们如此热衷开战、热衷于搞掉日朝贸易的原因——每年将近十吨银币，那只是官方明面的。
因为日朝己酉条约的约定，每年日本能去往朝鲜倭馆交易的船，只有二十艘。
但是，这一点大顺的海商们太在行了：你官方规定二十艘，我就能搞出五倍。
我派艘船去倭馆送个信行不行？有人家里人生病了我派船去接行不行？对马守或者将军有急事，去倭馆办急事行不行？
船去了，不小心带了点货，这也是很正常的，对吧？
天下海商都一个鸟样，能走私的话绝不报税、只要敢开个洞我就能凿出个大门。
二十多年前，之所以大顺的海商当年没凿出大门，不是不想凿，而是没有金刚钻，被日本的炮台轰走了。
官方明面一年十吨白银，私下里有多少？
海商们不知道具体的数目，但心里清楚，肯定不少，蹦着高地支持开战说白了还是因为这些阿堵物。
再说要不是新井白石的贵金属出口收紧政策、朝鲜那边贡使团规模和陆路运输限制，这个交易额扩增个三五倍不是问题。
大顺海商只是知道这贸易额不会少，当然不知道里面的具体数目。
可宗义如对自己的家底太清楚了，也很清楚岛上的商人们有怎样的家底。
八万两白银，若在别的藩怕是难以拿出、或者只能拿出一堆大米，但在对马，八万两白银还是很轻松的。
况且，这个时间节点，对马正是白银堆积的时候。
宗义如很怀疑，大顺这边趁这个时间开战，是把情报都做到了极致，完全搞清楚了对马的日朝贸易时间线。
对马藩买的朝鲜货，其实七八成都是大顺江南货。
朝鲜每年都要去大顺至少四次，这可不是正常的朝贡，而是“孝子”的体现——但实际上是打着恭顺的名头搞贸易。
除了皇帝生日、冬至节、元旦这三个必须去的，还有一个必须要去的。
每年九月，要派所谓的“皇历赍咨请授”。
因为崇祯二年开始，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借助西洋传教士的天文知识，编写了新的历书。
大顺开国之后，天文学和几何学的进步很大，历书也沿用了西洋传教士带来的那套新的哥白尼、第谷体系，测算的比旧法准确。
朝鲜一则没有这个天文学水平，二则作为朝贡国为表示恭顺，三则藩属必须要用和天朝一样的历书以证明自己在天下之内。
是以要请求天朝赐予第二年的历书。
大约可以理解成“大顺在日历上技术垄断，朝鲜每年要派使节团来大顺请求赐予日历”。
当然，但凡有这种去京城的机会，肯定是不会忘了带商队的。
朝鲜国担心天朝“索要白银为贡”，所以关闭了朝鲜的银矿，每年都要从釜山这里拿到日本人的银子，然后再去京城买货。
而现在，正是按照往年的贸易时间线，对马藩堆积了一大堆白银以方便朝鲜入京买货的时候。
对马藩的贸易，实际上是分两部分的。
对马藩自己的贸易。
幕府的贸易。
所以每年的四月份，幕府就会把幕府贸易的白银，运到对马，抵达对马的时候正好六七月份，正可以赶上九月份朝鲜使团入京请历书。
刘钰是五六月份袭扰的土佐，然而那时候白银已经从京都大阪等地运出了。
土佐的事传到对马，暂缓贸易的时候，钱已经到了，正在对马。
这是一大笔钱，一共是七吨多的特铸银币，含银量在八成以上。
其中一部分是幕府自己贸易用，一部分是让对马藩兑换用的。
之所以在新井白石死了、但人亡政未息的贵金属收紧政策之下，还能在对马堆积这么多的白银，这与新井白石和刘钰影响下的铸币改革有极大关系。
日本的银币，当然不是纯银的。
纯银的，就收不了铸币税，肯定是要往里面掺东西的。
朝鲜……技术水平不够，没有把混了杂质的白银提纯的能力。
所以，日本每一次铸币改革，都会让朝鲜和对马因为“汇率”的问题，争吵许久。
为此，朝鲜还打赢过一次对日的“贸易战。”
二十年前，日本的元禄银币，含银量65%，朝鲜一口咬死，就是63%。
要么接受，要么货不卖了。
对马藩的商人撑不住，对马藩自己也撑不住，最后按照朝鲜方面说的63%算。
之后日本又在二三十年内，搞了好几次的铸币改革。
搞过含银量30%的新钱，导致通货膨胀；新井白石主政之后，又改回了含银量80%的享保银，导致通货紧缩；刘钰去江户建议再改铸新币，缓解通货紧缩，导致新币的含银量在50%左右。
这一番折腾，对马藩经历过当年朝鲜靠嘴砍去了2%含银量汇率的事儿，看到幕府又改铸新钱，故而请求幕府“特许铸造一些专门用于对朝贸易的、含银量在80%的银币”。
改铸新钱是为了缓解通货紧缩，所以不能再流通新井白石主政时候的享保银，必须要兑换成最新的元文银。否则市面上的银币还是不够，通货仍旧紧缩。
但是，朝鲜那边更喜欢80%的享保银。
朝鲜不能提纯，所以喜欢含银量更高的，否则拿着含银量太低的去大顺，大顺的商人也会想法卡他们。
对马藩为了避免折腾汇率，幕府也不想在折腾汇率，所以每年特铸几吨的高含银量的银，用于和朝鲜贸易，免去汇率扯淡这一层事——和大顺的海商就方便的多，你愿意用什么含银量的钱就用什么，哪怕你的铜料，老子都有本事把里面的银子提炼出来，转手再赚一笔。
幕府要用这种特铸的钱和朝鲜贸易。
对马也得把手里的元文银，兑换成特铸银才能和朝鲜贸易，幕府顺便再收一波铸币税，硬性规定对马藩手里的元文银和特铸银的汇率。
所以要感谢利玛窦等传教士，不是他们，朝鲜也不能每年九月份去京城请新技术测算下的日历，到这个月份，对马正好堆积了大量白银；也要感谢朝鲜技术落后，不会白银提炼技术，导致幕府要提前把每年高含银量的“特铸人参代往古银”送到对马。
这番感谢的受益者，无疑正是此时的宗义如。
他想，如果，让商人、家臣们凑那八万两白银，自己却把这几吨的“特铸人参代往古银”据为己有，岂不美哉？
只要大顺接受他的投降，只要大顺需要立一个投降的样板，那么就不会太过肆意地动他的财产。
问商人收个十万两，余出的一二万两给大顺的军官们，让他们分润一下。
自己却把那十几万斤的特铸银留下，将来继续分封在对马也好、亦或是去大顺常年“参京城”也罢，这都是家底。
反正他也想了，打不过，大顺军真要是强攻，这白银也留不住。
再者这些白银本也不全是他的，还有一部分是幕府贸易的，若能留住可以为喜；若留不住亦不为悲。
心中计划已成，先叫来了幕府这边参与贸易的人，提出了一个听上去很合理的建议。
“唐国的大军随时可能攻来，他们可以攻下土佐，对马又怎么能守得住的？现在要担心的，正是那一批从京都运来的‘特铸人参代往古银’。不若先叫人把他们运到合适的地方藏好。”
“如果唐国的人攻来，找到了这批白银，那么这可以助长他们的军势。”
“我选心腹人押送藏匿，那些参与运送和藏匿白银的人……”
伸出手，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当真是一片拳拳忠爱之心，亦是远虑长思之辈。
幕府那边的人一想，也觉得宗义如的想法大有道理。藏起来应该是件好事。
宗义如心想，我自是先藏好，将来若大顺仍让我镇守对马，那我便是大顺的大名，幕府若来要银子，自有大顺照顾我周全。
若是大顺不让我镇守对马，我也不先不声张，待将来去了京城，自愿献出一些给唐国的天子，只说那是我的私产，他必许我持有剩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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