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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上，礼官正在抑扬顿挫地读着朝廷“宣慰南洋天朝化外之民”的圣旨，前来欢迎的豪绅们皆呼万岁。
但面上的欢迎之外，对朝廷把爪子伸向了南洋，内心也有些担忧和不满。
他们很担心朝廷将来下南洋，把邦加收入官营。
虽说大顺取缔了省钱的匠户制度，也没有如同宋、蒙元一样的大量的官方控制的手工业者，可能还会将这里承包给豪商。
但是，这终究是个不稳定因素。
这些豪商在邦加、旧港宣慰司还算是地方一霸，可这锡矿这么值钱，真要是国内的人入手，他们如何比得过？
论关系，他们和朝廷之间没有什么联系。
论财富，与大树内部那些豪商、靠屯土地插手对外贸易的勋贵们比起来，更是小蚂蚁。
邦加的豪商，倒不是说针对性的讨厌大顺，而是讨厌任何形式的国家机构。
不管是大顺，还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或者英国东印度公司，他们都不喜欢。
他们喜欢无政府状态。
或者就像是现在的局面，看似好像归当地酋长管，锡矿所有权也归巨港的苏丹。
但当地酋长、苏丹都是一群垃圾，荷兰人不下场，各个公司就是独立的王国，干啥都行。
不过看到朝廷的军舰，在面上也不好把这种讨厌表现出来，只是不断地说一些场面话。
跟随刘钰来的朝廷官员对于南洋天朝遗民如此盛情的态度，颇为满意。
但这种场面让刘钰有些腻歪。
朝廷让他来南洋宣慰华人。
可，南洋的华人统称华人，然而细分下去，有包矿的、有做小买卖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干糖厂这种植园的、也有拼死拼活干一年从自由工干成奴工的。
都是华人，可有些人互相之间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宣慰谁？
谁是将来朝廷统治南洋的基本盘？
大顺皇权在大顺本土的统治基础，很明确。
至少，李淦这个皇帝的脑子很清醒：小农、自耕农，府兵，良家子，一句话，保守且喜欢稳定的耕战者。
这就是为什么李淦宁肯多花钱，让退伍老兵去开垦永业田，也坚决反对为了省钱把退伍兵扔进京畿、松江的手工工厂里。
但在邦加，或者南洋，这种统治基础并不存在。
爪哇的土地所有制还是村社农奴制，小农自耕农还是少数，而且多半也不是华人。
朝廷将来下南洋之后的统治基础，到底要依靠谁？这是朝廷如今急需解决的问题，这是个前所未有的局面，无法从史书上找到答案——糖厂、种植园、矿场，这不是土地，不可以按照抑制豪强的讨论，打碎之后分给个人形成一堆自耕农——在必须保证多人合作的手工业工厂制的制度下，朝廷要怎么办？
对此，历代王朝的对应策略，就是治标治本：不允许大规模手工业工厂、不鼓励私人开矿，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到了青春期产生了欲念，和以前的孩童时代不同了，直接切了，不就结了？
朝廷有丰富的孩童时代的经验，但我没有青春期的经验，所以恐惧未知，割以永治。
如果一切照旧，问题不大。
然而大顺不想一切照旧，花钱出力下南洋，是为了金子银子贸易的钱，而控制几种特殊贸易品是朝廷能拿到钱的最优解，那也就意味着不可能一切照旧。
一切都不能照旧，“宣慰”二字，就有些难。
刘钰对南洋的具体情况不能说了解到了如指掌的地步，但跳开华人、非华人的角度，从阶级这个角度来推断南洋的状况，以及之前巴达维亚方面的情报搜集，也能猜个三五分。
就像他一直在朝廷里说的那些话，不要刻舟求剑、不要削足适履、不要守株待兔。
现在南洋的情况十分复杂，并不是后世某个时间段，南洋华人无不盼着朝廷大军前来的局面。
历史上南洋华人无不盼着朝廷大军前来的局面产生的原因，是英、荷等帝国主义的爪子已经彻底掐住了南洋，牢牢控制。
上层华人挨了打，才会寄希望一个共同体，而朝廷就是这个共同体的现实影像。
现在，局势大不相同。
英国连印度还没拿下，荷兰也就只能控制一下香料产地，以及诸如巴达维亚这样的城市，法国人许多年前刚被暹罗人赶跑让其滚蛋。
乱。
没有一个能把整个南洋控制起来的力量。
缺乏控制，又处在贸易要冲，这是“萌芽”们最喜欢的地方，缺乏实在的管束力和控制力。
大顺？大顺多个鸟？来了之后不一样还要管束？那为什么要喜欢朝廷下南洋呢？
所以看到码头上豪绅夹道欢迎的场面，刘钰心里是有数的。
南洋还是那个南洋。
但此时南洋，非彼时之南洋。
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知道，下南洋的华人，尤其是在巴达维亚等荷兰控制严密的地方之外的华人，哪个朝廷也不喜欢。
朝廷统治的一贯做法，让这里的华人心生诸多疑虑。
盛大的欢迎之后，这些心存疑虑的经理人和承包商，便希望邀请朝廷的人吃饭，以打听出点什么、试探一下朝廷的态度。
名义上是接风洗尘，也不好扶了他们的面。
不过这宴会一众官员吃的都不是很开心，宴会无酒、也没有猪肉。
虽不是所有在这里承包的都不能喝酒吃猪肉，但参加宴会的人是有一部分不能吃也不能喝的，这里矿场的所有权还是在巨港苏丹手中，一部分人其实是前朝就在此扎根已经本地化的华人。
其余的朝廷官员还好，入乡随俗。
跟着刘钰的这群军官，则忍不住心底暗暗咒骂，吃饭没酒？那特么的吃个鸟？航行本就艰苦，好容易靠岸一次，却吃不痛快，这饭没什么意思。
几个当地豪绅的领头人物出面以茶代酒，敬道：“诸位大人一路辛苦。鄙处贫瘠，略备菜品，还请不要嫌弃。”
“我等既有祖辈就离乡谋生的，也有前些年来此开采锡矿的。非是自弃王化，我等岂不知故土难离？”
“古人云，越鸟巢南枝、胡马依北风。我等若不是为了谋生，谁肯背井离乡，远离祖宗之坟茔，来此炎热之地？”
说到情浓处，这人已然带上了哭腔，听的众人无不动容。
说完思乡之苦，终于到了正题。
“大人此番来南洋宣慰，我等真心感念朝廷。荷兰国亦多从此地购买锡块，价格公道，虽为蛮夷，却也颇有法度，买卖公平。”
“反倒是多有一些不务正业、心术不正的刁民，多行不法之事，乃至荷兰国对我等天朝子民多有偏见。”
“正是，一条臭鱼搅了一锅腥。大人此番宣慰南洋，正该将这种人训诫一番。”
“此等刁民若是天朝，亦多行偷鸡摸狗之事，甚至多存祸乱之心。”
“这些人身处南洋，亦多使南洋、西洋诸国之人，对我等天朝子民颇多厌恶。只是荷兰国畏惧天朝威严，不敢轻易处置，乃至爪哇有此大乱。此等人大损天朝威严，大人当应详查。”
这番话说的和刘钰同来的几个官员连连点头，他们虽和刘钰同来，但却不是一个体系的。
历史上巴达维亚的红溪惨案发生之后，逃走的富商的看法，就是“荷兰国不甚恶，只是总督坏，巴达维亚的事是荷兰国主亦不能容忍的”。
而一些官员的看法则是“当地华人漫天要价，兴风作浪，自恃财力勇力作乱”。因为传到朝廷的一个版本，是荷兰人雇佣华人去锡兰当兵，说要当军户分土地，最后分的不够才导致的叛乱。
人们只能用他们所了解的事物，去套那些不了解的事物。
天朝的很多官员不是笨，而是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所以才能套出来去锡兰“军户分地”这种想法。
对于作乱的“刁民”，官员当然不喜欢。
刘钰对此只是笑了笑，他对邦加的情况不是太了解，这时候不好说什么。
但原本的历史上，邦加可是“华人猪仔”重要的去处，老乡骗老乡，历史上湛江、海陆丰等地的华人贫民，被一个个骗到了澳门，再从澳门运到邦加采矿。
如今的情况，澳门的贸易垄断地位已经废了，早了百余年走上了人口买卖的路。
邦加的情况什么样，刘钰好说也在文登驻扎了那么久，附近的金矿也做过社会调查。
矿上什么样、怎么才能赚钱，他心里还是有数的，那还是有秩序、有法律、朝廷管得住的文登、山东。
单就后世的历史来看，邦加的华人奴工死亡率，远高于北美黑奴，和西班牙统治下在南美挖矿的印度人死亡率差不多。
这与道德无关，不是说新教清教徒奴隶主就善良。
仅仅是因为黑奴从非洲运过去，那么远，途中死亡率又高，所以挺贵的；而南美的印第安人、锡兰的泰米尔奴隶、还有南洋的华人奴工，便宜。
新教的、天主的、华人的，南美、泰米尔、华人正可囊括。
如今成年男黑奴均价50英镑，150两银子，关键奴隶还是法定财产，用死了相当于自己丢了150两银子，谁不心疼钱？
150两银子，可真是不少。
耶鲁靠卖茶叶，发了财，给大学捐钱，捐了2000两银子，就够大学用他的名字命名了。
可雇工就不同了，用死拉倒，反正有的是，特别便宜，也不是法定私产。
如今澳门挤进去了那么多的天主教徒，无地无业，大顺又只准进不准出，也不相信任何形式的“假意改信”，更是使得用工成本狂跌。
笑过了“刁民”的说法后，想着澳门的变化，刘钰心道，邦加日后还是个大麻烦。
看了一眼恭恭敬敬的本地地头蛇，忽然问道：“我见桌上无酒，亦无猪肉，想来尔等也有不少信奉回教的。你们在这里开矿，可也问来这里做工的，是何等宗教？天主教徒也要吗？”
当地地头蛇也知道大顺禁教的消息，以为这是朝廷因此而问的，忙道：“大人说笑了。我等那里管他们是何等宗教？只要有人肯来做工，我们就要。至于是否是天主教徒，我等实在不知。”
“而且我等平日多居于旧港，非在邦加。邦加自有工头照管。我等出资、工人出力。”
“毕竟，这招工又不是考科举，还需问清楚籍贯父祖。”
刘钰哦了一声，心道这可有意思了。
天主教有强大的基层组织能力，你们这些矿主还多是一些不吃猪肉的，如今朝廷禁教，无业谋生的澳门天主教徒大量出海做工……
这些下南洋做工的，在上船的那一刻就已经脱离了宗族，也脱离了朝廷的秩序和组织。
到了陌生的地方，一团散沙一般，还有一堆可能从澳门过来找活干的天主教徒，又是在压迫严重的矿场……借助宗教的外壳把人一组织，矿工能不能起飞不知道，反正天主教肯定是要在邦加起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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