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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离对华贸易，这倒真是可以将刘钰一军，也是刘钰预计中觉得可能性极低的情况。
退一步，海阔天空，至少在煽动政变一事上，若是荷兰这边主动退一步，他就不好办了。
只是，和所有帝国末期一样。
知道国家出问题了，也知道下一步大概该怎么走。
可就是……寸步难行。
安东尼的设想是有利于荷兰的，甚至如果不考虑大顺下南洋的话，几乎是荷兰今后的最佳选择。
之所以不考虑大顺会下南洋，因为就像是一个壮汉殴打一个幼儿园的小孩，又是笑嘻嘻绕后准备敲后脑勺、又是在饭里下巴豆，这本身就不合理。
按照常理来说，或者说按照单纯的商业利润来考虑，大顺如果真想下南洋，根本用不着这么多麻烦，打就是了。壮汉殴打小孩，还需要绕后砸头、或是饭里下巴豆吗？
这里面的区别就在于，如果大顺不想制霸七海、不想干涉欧洲，那么马六甲关门就是最佳选择；可大顺若是想制霸七海、想扶植海商、想维系远洋的预备役水手、想要不闭关锁国而是主动干涉各国事务，就必须做更多以确保不至于马六甲关门。
纯粹的商业利润角度来看，区别不是很大。
荷兰有自己的处事逻辑，从二十年前瓜德罗普同盟战争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的荷兰没有参加战后会议来看，荷兰其实是想不问窗外事的。只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
用荷兰的逻辑来推测大顺的举动，就不可避免要出现预判的误差，大顺派人来荷兰，按照荷兰的外交逻辑，本身就意味着大顺不想下南洋。
安东尼想要即时战略收缩、提前止损、绑上大顺资本这条大腿的办法，无疑是正确的。
然而，这个长久看绝对是正确选择的办法，立刻招致了荷兰省各个寡头的反对。
“大议长阁下，您明白您在说什么吗？”
“剥离对华贸易，意味着股票需要重新计价，也就意味着东印度公司需要公开财务报表。”
“您应该知道，十年公开一次，已经是极限了。可不公开财务报表，怎么剥离业务？所有股东的补偿怎么算？”
“假设我有3000盾的股票，那么剥离对华业务之后，应该退给我多少钱？我的股票还值多少钱？这需要财务报表公开，然后计算吧？”
“就算公开了、计算了，作为股东，为什么会同意剥离对华业务？尤其是对华业务已经是稳定的利润来源的情况下，所有股东都不会同意的。”
“17人委员会一旦同意了这个决定，立刻会招致股东们的反对，从而要求重组董事会、公开财务报表。而这……是绝不可能的。”
十年公开一次财务报表，已经是求爷爷告奶奶外加执政官掌权时候的强压之下的结果。
现在作为大议长的安东尼，竟然异想天开地想要控制东印度公司，除了异想天开，在场的人也想不到别的词汇可形容的更为贴切了。
在“理性”地反对之后，有人甚至直接开了嘲讽。
“大议长阁下，您想取消东印度公司的独家垄断权？相对来说，恐怕让七省统一集权、塑造出一个真正的联省共和国，更简单一些。”
虽然早就知道做事难，也早就有了心理预期，可被这么一通嘲讽之后，安东尼还是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
今天这个会，谈成了什么事？
加税，没谈成。
让东印度公司剥离对华贸易业务，直接遭到了嘲讽。
所以到头来，明知道骑墙想要两不得罪的结果，最终是两边都得罪，也只能按照这个套路走下去？
明知前面是死路，也只能往死路走？
“先生们，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去做，那么联省会议的意义又是什么？”
安东尼怒不可遏地质问
“大议长阁下。联省会议存在的意义，是通过争吵，让尼德兰人民确认这不是一个独栽的君主制国家，并且假装七省是个统一的整体。如果您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那我们独一无二的共和政体，又和那些君主制国家有什么区别呢？”
城市寡头云淡风轻地回答。
这个回答，十分正确，正确到让安东尼无话可说。
“所以，我们在内部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只能在国外通过外交来试图维系永久的和平？”
其余人没有说话，默认了这句话。心道，是的，内部做任何改变都是不可能的，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外交来继续维系内部的稳定。
唯一可以增拨的费用，就是外交官的开销，以及外交官的培养。
1702年威廉三世意外摔死之后，外交官全面取代了海军上将和陆军将军；外交官的马车也取代了海军的战列舰和陆军的火炮。
四十年来，最有能力和威望的前任大议长凡斯林格兰特都没有让这潭死水泛起一丁点涟漪，你安东尼·海姆凭什么改变呢？
荷兰的政策，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内部不变，所以只能外交。
…………
“不变？不，不变就完了。荷兰当然需要一些变化。”
一个荷兰的造船工匠伸手接过面孔奇特的东方人递过去的卷烟，在得到下班之后去附近喝一杯的邀请后，停下了手里的木匠活。
顺着询问者的话题，说出来自己一直以来的一些想法。
他眼前的这些来自遥远国度的人，并不会让他感觉到紧张和不安。
阿姆斯特丹终究是个大都市，黑奴、爪哇人、华人水手、欧洲各国的人，在这里出现并不稀奇，见的多了，也就没有了惊诧和紧张。
就像是原来大顺的天主教堂附近的居民，不会对那些双目凹陷、发色奇葩的西洋人有过多关切一样。
询问这个造船木匠的人，并不是刘钰，而是跟着刘钰一起来的、没有官方身份的康不怠。
他的身后还有几个年轻人，跟着几个懂荷兰语的翻译。
大顺的船已经在阿姆斯特丹停了六天了。
到今天为止，阿姆斯特丹市的官方人员只是做了简单的欢迎，安排了住处。
但是鉴于省议会那奇葩的办事效率，至今还没有对国与国级别的正式谈判发出邀请。
联省议会的人，自己还在讨论到底该和大顺怎么谈、谈什么，如今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刘钰有官方的身份，不便上街，康不怠就带着一些年轻人，满大街的乱窜。
上流社会自有大顺官方的人员去接触，康不怠带着这些年轻人见的，都是荷兰的广大民众。
荷兰的广大民众，是有明确定义的。
此时的荷兰，一共分为五个等级。
第一等级，是各个城市的摄政、延绵数百年的贵族家族、世袭的城市控制者、东印度公司股东之类。
第二等级，是大地主、富商、船主、学者、政府高阶官僚。
第三等级，是手工业工厂的厂主、行会领袖、小农场主、教师。
再往下一直排到城市流浪者、乞丐等，到第五等级。
从第二等级往下，都算是荷兰的“广大民众”。
此时接过康不怠递过去的烟卷的造船工匠，属于第四等级中的上层，他是工匠师傅，手底下还有几个学徒呢。
距离下班还有一段时间，造船工匠觉得手里的活，并没有太需要技术含量的，便交给了学徒。
走出了堆积木料的地方，坐在一块石板上，吸了两口来自东方的烟草，表达了自己关于“改变”的一些看法。
“最简单的，比如邮政业。我不是阿姆斯特丹本地人，有时候也需要寄送一些东西给家里人。如今邮政业务也是包给私人的。我估计，一个阿姆斯特丹，一年的邮政费用也有个几十万盾。”
“实际上，这项业务完全可以收归于市政，而不是包给个人。邮政业的钱，也完全可以用于市政的开销。”
“比如我住的地方到这里的一座桥，已经坏了几年了，到现在也没有人修。市里面没有钱，以往修桥补路都是靠富人的捐赠，但他们怎么可能捐赠修补我们需要的桥呢？”
“如果把邮政业务收为政府所有，我想，至少每年修桥的钱，还是可以拿出来的吧？”
造船工匠一边说着，一边将已经快要燃尽、有些烫嘴的烟剥开，熟练地将剩余的烟丝扔进了嘴里咀嚼起来。
许久，将咀嚼过后的残渣吐出，就像是要把心里的不满都吐出来一样。
“整个阿姆斯特丹的邮政业，一年的承包费才2000盾。当然都是落在了摄政那些人的亲戚手里。什么样的傻瓜，会认为阿姆斯特丹的邮政业务，才值2000盾？”
“这样的事，当然还有很多。”
“除了像是摄政们包揽这些业务外，还有包税制。”
“包税人都该死，他们可不是什么善良的人，用尽办法让你交更多的税，这样他包的税，才有利可图。”
“反正我觉得，可以废弃包税制，这好像也不难。”
翻译将这些不满翻译出来后，康不怠内心暗自摇头，这些东西可不是他想听的东西。
虽然他对荷兰的事情也不是十分了解，但从刘钰的介绍、一些搜集到的荷兰的情报来看，他有自己的判断。
包税也好、邮政等公共业务包给个人也好，傻子都知道广大的民众反对。
可是那个什么奥兰治家族的威廉，或者他手底下的幕僚，至今蛰伏不动。
按大顺的常理来想，这要是换做大顺，底层多有不满、此家族又如同炎汉神话未灭之前的刘氏，这还不立刻喊出口号、借势而起？
然而一点动静都没有。
所以这边的事，和大顺那边的事，看上去还真不一样。
之前和刘钰交流了一些后，康不怠又觉得看似真不一样，可剥开表层的不同，本质是一样的。
刘钰问过康不怠一个问题，假设了一个场景。
假如某日，天子崩了，京城的百姓喊着明确的口号：改革科举、均田、分地主的田、抄贵族的家。要推选某皇子上位，说此皇子一旦上位，一定会这么办的。
这位皇子会兴高采烈往上冲？
还是会连夜化妆，携带细软跑路？
康不怠自是知道，这肯定是化妆细软跑，傻子才往前冲呢。
刘钰当时也是一拍手，反问道：“那把改革科举、均田分地、抄贵族的家，换成荷兰特色的取消包税制、征收商业税遗产税，本质的区别在哪？”
要是宣扬诸如“取消包税制”、“邮政官营”之类的口号，奥兰治家族的威廉，是会向阿姆斯特丹进军，去做人民期待的执政官和保民官？
还是可能直接跑路，跑到老丈人家去，千万别被民众推他进火坑？
于是，康不怠这些天按照这个思路，基本拢出了方向。
想要在荷兰煽动一场暴乱，必须不能提具体的、只能宣扬模糊的。
具体的种种政策，如何改进，是否可行，打击谁、反对谁、取消什么、增加什么，这些一概不能提。
反而是要找那些模糊的，不能具体的东西。
诸如，以前多么好、现在多么不好；以前辉煌过、现在很怀念。
类似于这种。
算一算，从无执政开始，已经快四十年了，荷兰的中坚人口和年轻人口，从未体会过有执政的日子，即便有执政的时候过的更差，但毕竟没体验过，肯定会存在诸多幻想。
只要找准方向，不谈具体的，而是把这些模糊的“以前好、现在不好”的印象总结出来，夸大一下、到处传播，就能成事。
因为成事的“成”，是有明确标准的。
成，是要让奥兰治派上台。
而不是说，要引发一场荷兰的革命、把荷兰的那些不合理制度都改掉。
他们这群人可不是跑来为荷兰人民谋福祉的，而是要搞乱荷兰的，成与不成，得以此为标准。
所以整个问题的难点和重点，就在于宣传的方向上。
奥兰治家族的威廉，只能被民众邀请回来当执政，而不可能自己主动干点什么来当执政——真有那份心，这么好的基础，早干了。
而且，民众还必须要迷迷糊糊地感觉，换了个人，一切就又好了。
还不能提出明确的口号、明确的纲领、明确的变革方向。
显然，这位造船工匠此时表达的不满，过于具体了。
这当然不是康不怠等人想听的。
因为奥兰治派不可能是个真正的改革派，只是个民众幻想出来的、把王八换成老鳖说不定更好的选择。
最好是找那种模糊的、让人觉得和以前相比，不如从前了，才能激起民众毫无纲领地要求换个统治者的想法。
至于现在越来越差的原因，是因为资本、工业、国际环境、人口规模、各国发展重商主义等等导致的？
还是单纯的因为有执政、没有执政的区别造成的？
此时的广大民众是非理性的、感性的、凭直觉的。
不需要逻辑上的关联性，只需要时间上的关联性。
包税制、邮政私人承包这样的事，自来如此。和有没有执政，没有时间上的关联性，这可不是忽悠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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