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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说客闻言，故作惊诧道：“国公何等样人，难道也信这样的话？”
“前朝尚有五年平辽之豪言呢，但实际又如何呢？他们如何保证盐政一定如他们所想的那般，只要改革，便可多利几十万？”
刘钰似笑非笑地看了说客一眼，盯了片刻，慢悠悠道：“你的意思是说，一定不行？”
说客忙道：“回国公的话，还如刚才所言。行，也不行。小人斗胆试为兴公言之，若无道理，小人这里离开，再不做这口舌之事。”
见此，刘钰心想还是自己的态度让这些人产生怀疑和误解了，否则的话，他们应该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很多事，讲道理是没有用的。
但既然对方已经掉进圈套了，明知道这番话都是如之前“给蜀盐加薪柴税”、“查禁闽粤晒盐法”之类的扯淡言论，可刘钰还是假装收了钱需得给人个机会才是。
“国公明鉴，这行与不行，要分开来看。”
“淮北，行。”
“淮南，不行。”
“但恐天下人觉得，淮北行，则必可移此政于淮南。”
“然而，一来，古人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枳橘如此，盐政亦如此，淮北可行之法，怎么就能得出结论，证明淮南一定行呢？”
“二来，天下愚者多矣，多以为淮北可，则淮南必可。然而淮北之盐，不过三十五万引；淮南之盐，数倍于淮北。一旦其政移于淮南，盐政崩溃，则势必大乱。”
“昔者，王荆公以为，盐山等地既已行青苗法，且效果显著，遂以此为论，以为全国皆可。然而结果如何呢？”
“再者，本朝开国之初，太宗皇帝之训，移民辽东，于苦寒之地当多种玉米等物为食，以为此物不苛土地，秸秆又可烧柴喂牛，极佳。然而，所结穗棒，不过三寸；穗未成熟，霜寒即至。乃至于许多戍边之民，煮其种籽造绝产之霜，而求归乡。”
“这都是一样的道理。在这里行，怎么能得出在那里一定行呢？然而这样的道理，便如太宗皇帝、王荆公那样的人物，尚且不能够免于误判，寻常人又怎么可能明白这个道理呢？”
“我言行，便是说，淮北若行新政，必可行。”
“但，淮北与淮南不同，所辖范围不同、道路交通不同，淮北能行，淮南未必就行。”
“一旦淮北行，则天下人必以为淮南必可，这才是要提防的地方。是以我说，行也不行。”
“天下愚民太多，悠悠之口难防，到时候淮北真的行了，那些人又怎么能够理解淮北和淮南的区别呢？”
“索性，淮北行也不行，此方为上上之选。”
按照正常的说客讨论，这时候刘钰就该问“淮南为什么不行呢？”
但刘钰没问淮南为什么不行，而是问道：“如你所言，你也认为淮北可行？”
这说客来之前就明白，这件事是傻子都能看出来必然行的事，要是在这件事上硬顶、非说不行，那也实在没必要说下去了。
他当即郑重地点了点头，示意确实，他也觉得淮北改革一定成功，然后就给出了自己的理由。
而这个理由，就非常有意思。
既然大顺盐改的目的，是打击私盐，那么一切都要围绕着这个问题来。
盐改派认为，官盐卖不动的原因，是这群总承包商吃得太多，所以官盐太贵。所以，改革的重点就放在这些总承包商身上即可。
说客则认为，官盐卖不动的原因，是因为私盐太多。因为官盐收税，所以无论怎么样，私盐都比官盐便宜。
而淮北地区官盐卖不动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总承包商吃的太多。
而是因为漕运。
长芦盐场的盐，通过漕运这条渠道，源源不断地进入到运河两岸，严重侵袭了淮北盐区。所以才导致淮北的官盐不好卖，数据看起来非常难看。
总结起来。
就是说，盐改派认为，主因在总承包商，走私是次因；而盐商派则认为，走私是主因，总承包商是次因。
如果不把主次因果弄清楚，那就没法在改革上做出针对点。
听完说客的话，刘钰也是暗暗赞了一句，心想都说江南文华，果然不假。这些盐商在江南日久，他们虽废了，但他们豢养的门客幕僚，倒是有些高手。
《僖公二十四年》云：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
刘钰想要急速盐改，他想用的故智，正是这一招。
漕运被废，应该说，短期之内刺激淮北官盐销售额增加的，确实是漕运被废、长芦盐没办法走私的缘故。
甚至可以说，这将是盐政改革“立竿见影”、“惊世骇俗”、“一场得两场之利”、“奇效之下淮南凭什么不改”的根本。
但是，长期来看，终究还是总承包商的问题。
只是，反差越大，越容易造成对比效应。
所以，刘钰计划的就是趁着新的走私路线没出现之前，以雷霆万钧之力完成盐政改革。
然后拿着官盐销售的巨大增长，把所有的原因，都归于盐政改革上，而尽可能淡化废漕运的作用。
依靠强势的对比效果，迫使朝中任何支持旧制度的人，通通闭嘴。
从而迅速完成淮南盐政的改革。
但是，没想到的是，这些盐商虽然都是些废物，可手底下幕僚还真不都是吃干饭的，居然有人看出来了问题。
想都不用想，盐商这边有大量的舆论鼓吹手，多少文人、尤其是知名文人，都是靠盐商养活的。
他们本身在朝中就有关系，一旦把这件事挑明了，制造了舆论风波，恐怕对淮南的改革也会拖延下去。
到时候，盐商的朝中关系，就会那这个大作舆论，要求等过几年、等废漕运带来的影响消散之后，再去改革淮南盐政。
那样的话，极是不妙。淮南才是真正要动的地方，淮北只是个引子。淮南若动不了，盐商只相当于断了个手指头，可不会伤及根本。
听完这些说辞，刘钰不动声色，心里一边琢磨着这些盐商到底要干什么，一边问道：“如你所言，似也有那么三二分道理。那么，淮北行，就算这个道理对。那么，淮南不行，道理在哪呢？”
说客心想这正是重头戏，于是舌灿莲花般，将盐商各家幕僚总结出来的话术都搬了出来。
搬的角度，恰恰正是吴敬梓提出的那些东西：收复私盐区，小资本小散商无力，反而会加剧私盐区扩散等问题。
只是，问题是同一个问题、角度是同一个角度。
吴敬梓给出的办法，是以票盐之名、行纲盐之事。
而这些人给出的办法，则明显就是个……台阶。
吴敬梓是承认，总承包商的封建垄断特权，是官盐不畅的主因，内因。而其出发点，也不是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为了报恩，让这些盐商“跟上时代”——盐引是封建特权，权力父死子继，在科举制国家下，是被人诟病的。希望盐商与时俱进，将权力父死子继，变为财产父死子继。
而说客心里知道原因是总承包商的特权，但嘴上说的主因则是走私，而其目的是为了给皇帝送钱、同时找个台阶，然后双方妥协。
目的不同，反对改革的理由一样，给出的办法就完全不同。
说客代表盐商，提出了三个“改革”方向。
其一：朝廷成立专门的巡盐部门，经费由盐商报销，每年三十万两，按时“报效”。
将原本的、非正式的、私下里的“缉私花红犒赏”，转正，成为正大光明地由各级承包商分摊的钱。
因为他们认定的主因、内因，是走私太多嘛。
所以，解决的方向，或者说给台阶的方向，也就是出钱缉私。
其二，每年给皇帝内帑二十五万两，以备不时之需，作为“形成制度”的报效。
其三，运河被废，旧有的运盐路线必须要改。该运盐路线、沿途稽查、关卡设置的钱，由盐商出。今年报效200万两，但今年的前两项就不给了。
换句话说，就是觉得皇帝上次来要钱，觉得不够，还想再要点，有抹不开面、拉不下脸，觉得刚要完再要不好。
那么盐商这边就主动点，拿出200万两，其实搞这些东西也花不了几个钱。剩下的，就当给皇帝送礼了。
而且他们保证，这一次的报效，绝对是这些大盐商出，不会克扣次级承包商，也不会转嫁于食盐百姓。
应该说，吴敬梓给出的办法，是最好的办法。
但偏偏松江府海商资本集团的崛起，使得这个办法真的很容易变成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举动。
而且，现在在淮北巡查盐务的，恰恰正是松江府财阀的总后台，盐商猜疑是非常正确的，不猜疑才是脑子彻底被狗吃了。
所以他们所能想到的解决办法，只能是——自我催眠似的告诉自己，皇帝真是上次要钱不够，这次又来要钱了——必须信、一定信、不得不信。
不是他们脑子生锈了。
而是伴随着松江府资本集团的崛起，实际上一旦改革，他们就真的无计可施了。
而他们的一切，只能寄托在朝廷不是真的想改革上，改革为名、要钱是真。改革的胆魄是没有的，以改革的名义搂钱的胆魄，不但有而且很大。
否则，只要改，必完蛋，那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不得不信、不可不信了。
但……这番话，恰恰触动了刘钰内心最为警觉的地方。
尤其是当说客拿那些运盐不便、路途颇远的地区说事的时候，刘钰心里顿时兴奋起来。
可以说，这正是刘钰最警觉的地方，也是刘钰给皇帝写第一封奏疏的原因。
如果，真的发生了食盐大战、这边运那边吃，非要让盐政改革出丑这种事，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就是在这些路途稍远的盐销售区。
因为，就算这些盐商的脑子再不好使，也不可能守着淮北盐场，玩“来多少、吃多少”的套路。
那和守着西域黄沙，在吐鲁番无限收砂子，没有任何区别。
唯独此时的交通条件下，只要在远一点的地方玩一次，就可以直接让改革变得极为难看。
这里面的问题，也确实在于朝中制定盐政改革政策的那些人，真的就是少女般的天真。
他们真没学过《国富论》和看不见的手，但他们、包括历史上那次改革，却真的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而从这个角度出发，第一步，就是取消朝廷控价、减少朝廷管控。
因为，放开盐引制度，朝廷如果控价的话，肯定不行。
定的高了，私盐泛滥。
定的低了，肯定没人去。
那么，只有让市场充分竞争，让商贾自行定价，才会既不缺盐、也不价格太高。
理论上，只要让衙门出个公告：不准齐行控价即可。
要让官盐便宜，就得既取消总承包商，又减少中间环节的管控，还要收回各处对查盐的权力，唯有如此，方才能改革成功。
这就给了盐商极大的漏洞。而且，还有个问题，朝中那些给出盐政改革方案的人，始终没正面回应：怎么杜绝富商买票？
这里面是两个问题。
第一：盐票是不是无限卖？
如果无限卖，必然崩。这不只是物价混乱的问题，而且还是打价格战，小散商有个吊毛的机会，能赢总资产几家在大几千万里两的盐商？
如果不是无限卖，而是控销售区分售额度，怎么解决远近利润不同的问题？怎么确保大盐商不先把利润最高、运输最方便的地方吃下来？
第二：盐票倒卖，是否合法？
如果我钱多，我买了200万引的盐票，我是否可以再转卖给别人？
如果可以，那么和之前有什么区别？
如果不能，采取什么方式卖票保证公平？怎么把偏远地区的票卖给有能力承办的大商？
再一个，我有钱买200万引，先不管我转不转卖，只说我这么买，可不可以？
刘钰是支持大顺的这一次改革的，但他并不支持朝中那些人的做法，这是标准的矫枉过正。
很多问题是不能刻舟求剑的，历史上的那次盐改，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在那之前，大盐商经历了白莲教、私盐泛滥等等缘故，其实已经崩了。
但现在，扬州府的那些大盐商，正是资本雄厚、享受到了之前二十年大量东西洋白银流入的背景下资本充足的时候。
对付半死不活的人，不用去考虑这人反抗怎么办。
可要是对付活蹦乱跳的中年人，虽然可能很快就要老了，但四五十岁的中老年反抗一下子也不得不防。
只不过，刘钰真的是高估这些盐商了。
他本就存了这些盐商死前肯定要搏一搏的心思，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防的就是盐商搞反击，闹得非常难看。
而且他又不知道吴敬梓去给这些盐商分析了情况、出了一个实际上最可行的主意。
这些盐商考虑了海商集团的崛起，却没考虑另一个问题：皇帝可能把整个大顺最赚钱的两件买卖——不比大顺朝廷收土地税赚的少——交给同一伙人吗？
所以如果刘钰知道了吴敬梓出的主意，一定会觉得说不定还真有可能成功。
但他不知道，也更不可能知道盐商否了这个想法，而是采取了最保守的策略。
即把希望寄托在朝廷不改。只要给了钱就不改上。
如果刘钰知道，他肯定会笑着骂一句废物，觉得真的是养废了，这他妈和等死有啥区别？
可他并不知道。
而且又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并且他内心考虑的角度，从一开始就明白海商的势力已经够大了，而且是新兴阶层，皇帝会本能地担心，不可能再给更多的利益了。
加之他知道大顺的下一步战略是南下打印，是以这本身就又是加强海商势力的过程，而势力在必然扩张的前提下，皇帝更不可能把盐在给交给群势力越来越大的群体了。
在此信息基础上做思考，他就根本没考虑过盐商考虑的那种“替他人作嫁衣裳”的可能。
是以，当说客说到盐政改革可能遇到的偏远地区的问题时，在信息不同的猜疑之下，刘钰第一时间就觉得，盐商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切入，对抗改革。
这场改革，从一开始，刘钰就不觉得私盐贩子是主要问题。
而且，明显的，这场改革想要成功，那么其政策的关键点，一定是“化枭为商”。
换句话说，大盐商认为的主要因素，实质上在这个思路的改革下，是直接被化掉的。
但是，这只是化掉已有的大部分走私贩子，即便他们能够提供市场信息、销售路径，但想要和大盐商对抗，只能是一支强势的、以朝廷为后台的力量。
否则，是赢不了的。
但刘钰也不得不承认，朝中那些支持盐政改革的人，想的简单了，并没有完善后续的诸多制度，使得漏洞太多。
这也就是在这个时代，放到后世，人都从资本厮杀中杀出来的，这么多的漏洞，能直接捅破了天。
本来他并不是掺和进盐政改革中太深，但从考察了淮南盐场给皇帝写了第二封奏疏之后，刘钰也只能把这场改革扭一扭了，扭到一种他希望的模式上了。
既不同于朝廷内那些改革派的模式、也不同于旧的总承包商的模式。
这些盐商既然拿这个他认定可能会出问题的地方说事，刘钰心道这也正搔到了痒处，便怕你们不玩呢。
不过既是要玩，那也顺势把一些漏洞补上吧。
如今盐商既已出招，刘钰心道这倒也好，便笑道：“如你所言，这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远处行销，小商无力承担资本，反倒导致私盐泛滥？”
“那若是行改革之事，却无这个问题呢？那你们还有什么可说？”
说客和他背后的盐商，其实真没有刘钰想的那么有种、有激情和活力，以及斗争精神。
说客知道自己只是来送钱、送台阶的。
这时候见刘钰这么说，便也笑道：“国公明鉴，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呢？”
“国公需知，这盐上的事，不比战争。”
“如太祖皇帝时候，一年席卷河南京畿。”
“但这盐，若是私盐寸进、官盐日缩，官盐想要收复‘失地’，可就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了。”
“江西丢了，四五十年，尚未‘收复’为官盐区呢。如果变法真这么有用，竟能一夜之间官盐重夺江西，那可是神乎其技了。”
刘钰跟着笑了笑，手指不经意间在“点心盒子”上敲了几下，摇头晃脑道：“有道是，隔行如隔山呐。你若问我海战、算数、乃至行销欧罗巴货物，我是如数家珍。”
“但问我贩盐诸事，我还真就不一定比你们更明白。”
“陛下差我来，也是考察一下，听取民情。正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嘛。”
说客的目光在刘钰敲动的手指上逗留了一瞬，心里登时明白过来，连声道：“国公所言极是，极是啊！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刘钰又道：“术业有专攻，我本来也没有在盐政改革上发声，这你们想必都是知道的。不过既领了圣命，那就不得不尽心竭力了。”
“可我就不懂了，你们既有了办法，怎地不直接上疏朝廷？”
说客心下更明白了，心道这不是废话吗？直接走官方，那不是显得我们再给皇帝“行贿送礼”嘛，这也不好听啊。
“国公，这盐政改革事，牵扯甚多。一旦讨论起来，各有道理，难就不免麻烦。”
“陛下既信赖国公，国公也只是传达一下我们的意思，这就不妨交由国公这里，回禀圣上，由圣上独断。陛下聪颖绝世，自会分清利弊。”
“我们的意思，都在这奏疏中，还请国公代呈。”
“这种事，小人以为最好还是不要声张，否则恐有些该碗口割舌之辈，乱嚼舌头，诋毁圣名……竟以市井之见，来评判陛下圣裁之英明，那可就是我们的罪过了。”
刘钰呵呵一笑，缓缓道：“如此，似也有些道理。那么，这事我就先回禀陛下吧。但我也不得不多说一句。”
“国公请讲。”
刘钰正色道：“既是这件事你们也知道，闹得越大，越不好收场，那你们这段时间最好也不要闹。”
“既选了不走朝堂正途，却由我代呈陛下，有些事你们自己就心里有数才是。”
“虽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但，改与不改，终究在陛下、在朝廷，而不在市井舆情、江南风向。”
“我可不是很想看到，是改、是不改，竟成天下讨论之势，到时候可就难收了。”
这显然就是在警告不要发动舆论，现在最好消停点，等皇帝那边的消息。
说客如何不明白，忙道：“国公教的是，小人记下了。此事，终究在陛下、在朝中诸位大臣。其利其弊，难道以陛下之圣明、诸位大臣之聪慧，还分不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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