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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盐户不冤，是垦荒公司冤。请老爷做主！青天大老爷！”
到了审案的时候，并不激烈的流氓斗殴已经结束。面对着用断指的血写在白布上的巨大“冤”字，县令问出来了那句经典的“你们有何冤情”，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斗殴已经过去，整个过程几无波澜。一群专业的政治流氓，打一群不专业的政治流氓。顷刻间对面就做了鸟兽散。
大顺在九宫山之后选择了妥协，保留了江南的很多“有活力”的面貌。
而这里，曾经是县官在县衙审案，有势力的原告被告各自雇打行的人在县衙门口打架，县官无可奈何，全都惹不起，所谓【既审以后，布阵拦打，藐官法如弁髡】，官、法，就是个吊毛的地方。
是朝廷特派的、正统的“巡抚应天”都能被人当街抽大嘴巴子，打人者飘然而去的地方。
专业打行，党争市井打架，秀才这种地方议员流氓化，想想后世92年才取消教坊司制度女囚在军中乐园服役可减刑的某地，就可以粗略理解一下此时真实的流氓秀才配打行，到底什么样。
县令对这种事压根不管，民不举，官不究。
打死人再说打死人的，但他知道，这边的打行下手都有分寸，一般打不死人。
这种事，县令见的多了，经验丰富。
前朝就有诸多类似的事，如《五人墓碑记》故事，也是专业秀才、诸生先出面，质问来拿人的校尉咋回事啊，校尉反问这件事关你们秀才吊事？两边很快就动手干起来了，以至于“巡抚战栗不敢动”。
县令对此习以为常，只要不打死人，便没啥大事。一般情况在审案之前，原告被告都是要在县衙前开干的，今天不过是干仗的人多了点而已。
这么大的县，朝廷就给那点钱，也不给编制人员，靠基层秀才。基层秀才很多都是流氓头子，能维持县里运转下去、把税收齐就不错了，哪能什么都管？
刚才县令的亲信全程围观了斗殴的过程。
那群抬着天官地官牌位的支持垦荒的盐户们，先是吸引了大量的市民。
然后流氓秀才用说书人的技巧，陈述盐户的生活苦难。
随后在恻隐之心泛滥之际，由盐户转到了前朝的纺织业匠户封建义务制的相似之处，引发了以小工商业为主的市民共情。
接着，直接诛心言论，说之前那些喊冤的盐户，是自己把草荡卖了，如今听说有圈地补偿，是以闹事想要要回契约而已。他们就纯粹一群刁民，你们不要同情他们。那我们这些盐户吃蛆虾酱，你们咋不同情同情我们呢？
在迅速扭转了舆论后，专业的流氓剁掉了自己的一根手指，割掉了胸口的一大块肉扔进了香炉里。
烧的滋滋冒油，肉香四溢。
然后又用断指在白布上写了个大大的冤。
借着这种自残的震撼，高呼要和反对垦荒的人不共戴天。
不知道他是专业流氓的，都觉得这简直气冲霄汉。
原本几天前还在那边的市民，此时全都转向。
接着这群专业的政治流氓，就冲到了街上，阻拦那些反对垦荒的盐户，直接动手把对面冲散，围打了那些一看就不是盐户的对面打手和秀才。
真正的反圈地的盐户毫无组织，瞬间败退散去，从城中逃亡而出，四散奔逃。
支持垦荒的盐户一方大获全胜，然后在城中巡游两圈。
前朝崇祯皇帝的哭临事件，让干这一行的明白了一个道理：辩论是愚蠢的，直接用打手打的对面不敢露头，那么自己就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因为大家都在谈抽象的仁义之类的王八犊子，抽象的东西，永恒的公平正义这东西，全凭一张嘴。
既然不谈阶级的利益，不谈具体的利益，只谈抽象的永恒的正义仁德道义，那不就是谁打赢了谁说的算嘛，甚至满清打赢了都可以空谈这些抽象的扯淡。
不过，这都是旧经验。
这一次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些政治流氓们，提出了具体的利益，而不是抽象的仁义；具体到某个阶层的利益，而不是抽象的全体的仁政；具体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而不是抽象的要施仁政之类。
现在这些人大获全胜，控制了市井舆论，把该打的人打跑了，现在跑到这里来喊冤。
却不是为自己喊冤，而是为垦荒公司喊冤。
县令对这些流氓的做法，还是很满意的。
这伸冤的目标是垦荒公司，而不是直接和那些反对圈地的盐户对立，这就让县令免去了许多麻烦。
他也不急着审案，叫人把专业讼棍写的状纸呈上来后，慢斯条理地拖延着时间，他在等一些人。
才拖延了一阵，就听着远处一阵号鼓声，随后有小吏传道：“节度使大人到！”
看热闹的百姓纷纷让开，县令也赶紧整理衣帽，与县中小吏衙役等一并出去迎接。
行礼之后，林敏道：“你自审你的，只要秉公办理就好。本官非来主审，也不是越俎代庖。”
“该怎么审，就怎么审。”
县令应下，自请林敏上座督查。
待周边安静下来后，几名垦荒公司的人，还有那些手里有大量草荡契的场商，也被带了过来。
原本按照上次的控告，这些垦荒公司的人是被告。
现在这边的流氓打胜之后，反手一弄，垦荒公司的人成了原告了。
而这些手里有草荡契的场商，则成为了一个尴尬的存在。
县令先读了读实际上看热闹的百姓都已经知道内容的状纸，便问那些场商道：“圈地时候，垦荒公司找的你们，说你们手里有草荡契。完课印串等，一应俱全。你们自愿接受圈地补偿之款项，此事当真？”
这些场商听到“自愿”二字，心里只想骂娘。
心想什么叫自愿？
我们要是不自愿，兴国公就要查我们办私盐的事，我们倒是不自愿，但不自愿行吗？
若是别人来查，倒是好说，总能糊弄过去。
可这天底下的事，只有想不想查，没有能不能查。只要想查，自己这些人办私盐、搞私煎的事，没个查不到。
但事已至此，这时候若说不自愿，或者直接喊冤，那才是傻子行径呢。
因为……他们买草荡本身，就是不合法交易。
“大人，我等都是自愿接受圈地补偿款项的。”
“垦荒公司与我等协商，我等皆出于自愿。”
“一来煎盐从业乃天下苦业，我等早有换业之想。”
“二来所给补偿，颇为合理。”
“是以，皆是自愿接受圈地补偿的。”
“这些草荡典押契、五年之内的纳税完课证明，都在这里。请大人过目。”
小吏连忙将这些契约都拿到县令身边，县令随便抽了几张，点头道：“这倒都是真的，尤其是完课纳税的证据，这些做不得假。盐政那边也是有存根的。”
“既有证据，各项契约也都完备。那按你们所说，前几日来这里反对垦荒的那些盐户，都是刁民？”
“前几日事情之定性，当为刁民典卖草荡，不能得圈地之补偿，遂聚众反诬，人多闹事？”
“若真如此，非得重罚不可。”
这些场商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只能把事情做绝了。
否则的话，真要追查起来，当初那些盐户反对圈地，最开始都是谁组织起来的？
可都是他们在背后扇阴风、点鬼火，而且是他们领头组织起来的。试图要挟对抗，从而保证自己继续还有煎私盐的利益。
这里面不是说场商想要卖草荡、得圈地补偿。
圈地给的那点补偿，只能给明面的。那些法律上“无主”的草荡，圈地公司是直接在朝廷那里承包的，是不可能给他们一分钱的。而且这官司，真的是哪怕打到北京城，这些场商也不占理。
但如今事情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场商还能怎么办？
退一步，当堂反悔，说自己其实不想被圈地，是兴国公逼的。因为要是不同意圈地的话，兴国公就要查自己煎私之事。
煎私盐，真要是查起来，要赔的钱可就多了。
这种事，基本可以理解为大明前期的反贪。地方上的钱到底够不够用，皇帝心里是有数的，定一个极高的圣人标准，然后皇帝手里就有了绝对正义的执法名义，想办谁就办谁，而且是以反贪的名义。
私盐也差不多，商人入场之后会什么样，朝廷是傻子吗？但法律就在这摆着，还真就有理由办这些煎私盐的。
很多法律是不明说的，尤其是江南地区，是压根不可能依法办事的。真要依法办事，那事可大了去了，不只是盐业，包括土地、田产等等，不合法的问题多了。
比如从明初开始的江南各县的税率不统一政策、一开始的官田民田之分、税率按照户籍所在地承担的各种奇葩政策，导致的经典的嘉兴和嘉善两县从隆庆年间干到崇祯年间的土地争端。
简单来说，明初时候，江南承担的大量的国税。但是，这部分粮税的基础，是靠明初战乱结束后，朝廷手里掌握的官田达成的。
官田是可以收很高的税的，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嘛。后来官田的数量越来越少，但整个县的税收额度并未调整。乱七八糟的投靠、转移户籍到税率低的县纳税等等，到后期已经发展成两个县的人互相干，从百姓到士绅再到官员，已经上升到地方政府互相之间拆台的地步。
散装到县了都。
其实，都是和这一次圈地里的“草荡所有权”问题差不多：
非法传承的东西久了，一动就会引发很大的社会动荡，但又因为全国的经济基础不同，法律不可能全部适用。是以朝廷选择了默许地方按照非法的传统去办的方法。
明中期开始的社会失控、地方基层崩溃，按照全国搞成农奴大农村计划设计的早期上层建筑绷不住的情况下，除非来一次大洗牌，否则只能是按照“明明违法、但默许不深究”的态度去承认地方的政策。
就拿圈地这事来说，如果真的按照法律来办，真的不要太简单。但现实是真的不能按照法律来办。
现在这些场商也是无奈。
法律灵活的掌握在刘钰这样的朝廷大员的手里。
随时可以在严格的依法办事、和宽松的地方自有特情之间切换。
诸多的历史遗留问题，当初没全都砸碎建出来新的，也只能这样。
这种切换，使得总有一款“犯罪”适合这些场商。
他们不说自己是自愿的，还能怎么办？肯定“自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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