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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虽然不好听,但正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
刘钰的意思好像是在说,皇帝啊,你想的那些玩意儿,想的挺好。但天有不测风云,你知道你啥时候死?
万一你的事办成之前, 嘎一下没了,你觉得太子能玩明白你要玩的那一套吗?
那种事,伱做,很简单;换了太子做,是难还是简单,能做成什么样, 能否理解统治之精髓,谁敢保证?
太子那么大了,你留谁当顾命辅政之臣,谁都不好过。到时候,你知道他能怎么办?
他要是办的不对,或者办的跟个傻吊似的,咋的,你还能从棺材里爬出来,告诉他该怎么办啊?
就算你告诉他,他的威望、能力、对内廷财富的把控这些,和你能一样吗?你就是给他锦囊妙计,他能玩明白不?
生老病死这种事,大顺应该是最理解的吧?毕竟你们家是捡来的皇帝,你虽姓李,可这个顺, 和襄阳西安时候的顺,可是没啥血缘关系啊。九宫山那种小概率的奇葩事都能出现,你就觉得你一定能活到把黄河事都解决完了的那一天?
这话,再配上之前的里斯本大地震事,似乎更有说服力。这边只是要收回澳门,解决南洋的基督徒问题,嘴炮了一番耶稣会、罗马教廷,结果那边就地震了。
这事儿,更加了几分天命难测的恐慌。
皇帝倒是不在意这些话有点难听,也不是很在意刘钰说他“忠君之心、天地可鉴”。
这话没什么营养,也没法挖心去看看真假。
皇帝只是觉得这说法确实有些道理。
遂道:“爱卿之意,朕素来多思。”
“昔者,武帝逐匈奴、戍轮台,得盐铁之利,行平准、均输之法。”
“后世可弃之、可用之、可改之。”
“古人云:一张一弛,文武之道。驰则容易,张却难。”
“再如前朝永乐时候,下西洋、征漠北。”
“后世可停下西洋、可弃漠北之地,但总要先有,然后可弃。”
“卿的意思,朕也明白,便是说此时做错了,日后还可以改;但只恐日后欲要做事,却做不成。”
“弃地容易, 取地却难。一样,废酷烈之政易, 而兴霸道之政难。”
“黄河事,朕也尝思。既然古人说,未雨绸缪,善之善者。若能解决黄河之患,着实有利于社稷……”
“只是,山东与松苏终有不同。”
“卿言与松苏的事不同,朕颇不解。爱卿不是说要募集商贾之资去修铁路?”
刘钰却道:“臣在松苏行变革事,疏浚了运河、修了从阜宁到南通的运河。和铁路相对应的,是运河。那些运河,臣是用税赋修的,是以政令要求沿途出钱出工出役修的。可不是让商贾修的。”
“臣只是觉得,这种事,就像是做蒸汽机。可以有许多种做法,原理各不相同。总要多尝试几次,做出不同的各种原型机来,然后比较哪一种更适合。”
“如今天下均田复古之言,甚嚣尘上。山东粮价,亦非早日丰则贱灾则贵的情况。兼并之势,已漫卷天下。”
“日后如何,臣不知道。但却知道,若到万不得已时候,必有变、革。变者,变也;革者,革也。”
“无论是变,还是革,都是改变。”
“如何改变、变成何等模样?总要先试试看,也算积累一些经验,日后可为史,而鉴之后人也。”
“松苏其一变也,或可用于关东、南洋;山东之另一变也,其中得失,日后或可用于京畿、中原。”
皇帝一下子反应过来,刘钰既然谈到了均田复古这些东西,恐怕真的就和松苏那边完全不一样?
虽然其实本质是基本一样儿的玩意儿,因为就此时的世界市场和工业化水平,大顺压根不缺廉价的劳动力,容不下那么多。
而至于说提高产量,此一时,彼一时。就现在来看,大顺的亩产基本也算傲视世界了,先凑合着保持原样也不是不行。
本质上,刘钰要做的事,还是要增加工商业的比重。只不过说出来,好像是和松苏完全不一样似的,实则其实内核压根没变。
他只是把一些事,用比较“传统”的话术说出来而已,避开了发展工商业和瓦解旧经济而已。
只不过,皇帝听来,刘钰一提复古、均田什么的,皇帝就觉得和松苏完全不同了。
刘钰深吸一口气,缓缓道:“欲办黄河,要先解决百姓民心。百姓是断不肯让黄河过境的。”
“是以,臣以为,欲办黄河,要先得除开勘定的河道之三十里外的民心。”
“因为,河道三十里内的百姓,是要迁走大半的,他们的民心已经不可能得到。既不可能得其心,则无需浪费时间、金钱,精力,去得他们的心。”
“而日后河道三十里外的百姓……尚还有一争之力。”
“先行减租、减息、长佃,以工代赈、传授农业、青苗贷款、扶助农工,使之得利,而民心聚。”
“民心聚,则黄河事可成。百姓亦非愚氓,使之得利,说清利害,他们也会理解。”
“届时,纵河道内的百姓不满,却也不可能连天成片,以至烽火燎原之事。”
“此正分化之术。”
“使之河道内外之百姓,不能联络,其心不一,然后迁河道之民,发道外之民,然后河堤可成。”
“除河堤事外,亦可尝试缓解兼并之法。是好,是坏,试了才知道。”
“臣昔日痛苦于轮回之叹。兼并事,既已侵害天下,只恐后世有人行变法事。是以不若先行尝试,知其利弊,总结经验,以免届时若王莽,一拍脑袋,则恐天下大乱。”
听到这,皇帝确信,这的确是和松苏截然不同的思路。
在松苏,刘钰行的政策,不是减租减息,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取缔实物税,强行货币税,免除进口关税——反正进口的玩意儿不是粮食就是棉花等原材料——压低粮价,迫使佃户退租跑路,去做工或去移民,地主不得不尝试转型经营方才有利可图。
当然这种政策的前提,是有关东和南洋大开发这个背景的。否则,是容不下这么多的退佃劳动力的。
而因为关东和南洋开发有利可图,才使得很多佃户退佃之后,或是做工,或是去往种植园种黄豆、稻米等。
并且大部分都是资本出钱雇走的,大顺朝廷这边没出多少钱。
自然而然,这种方法不可能适用于山东。因为不能复刻松苏的物质基础,以及先发时候的东北南洋开发的状态。
只听到减租、减息、长佃等手段,皇帝以为便可以确定,刘钰确实不是要在山东复刻松苏事。
但实际上,从发展工商业的角度看,其实压根儿就是一回事。
只是换了個包装、换了个模样。
减租、减息、长佃,刘钰只说了前半段。
其实还有后半段,他没说而已。
后半段,是减租、减息、长佃之后,一方面,统治深入下去;另一方面,地主手里的资本,就会非常蛋疼。
减租、减息、长佃,地主的钱既不太可能买地、实际上土地的收益也在降低,而且放贷实际上也不合算。
这种情况下,铁路修通,临淄、博川的煤矿开发起来,地主的资本是可以快速向工商业流动的。
以煤矿为契机,以烤烟叶、柞蚕缫丝织造、花生榨油、火柴厂、煤矿配套的玻璃厂、石灰厂、蒸汽机带动的面粉厂等,都需要资本投入。
一方面,地主可能会选择出卖自己手里的土地——反正减租、减息又他妈长佃,压根不怎么挣钱——还不如拿到资金,投入工商业呢。
另一方面,算是一种“赎买”式的均田,只不过出钱的是农民自己。
农民出钱赎买土地,而这些钱又流向了工商业,采矿业、近代工业,实际上还是靠农民的钱达成原始积累。
这就是和松苏不同的地方。松苏靠的是外贸完成的积累,资本雄厚,而刘钰在松苏的土地政策,实质上还是在为雄厚的松苏资本找投资方向,使得他们转向了关东和南洋。
这可以算是半个地方保护主义,但也算是一种尽可能减少痛苦的转型,否则放任松苏资本冲进来,那就难看了。
煤矿、缫丝、柞蚕、花生之类的本地优势产业,全被松苏资本拿走了,快速冲击瓦解……别的不提,黄河大堤是别想修了。
到时候,是“松苏资本阴谋地要把黄河从江苏引入山东”的谣言,那可就止不住了。毕竟到时候,本地士绅都要感觉到外来资本和外来商品冲击下的日子难过。
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的苦日子,本就难在本土力量难以完成转型。赚钱的买卖,不是买办就是外部资本,那也只能琢磨土地、可劲儿压榨了。
地域问题,又不是什么忌讳。土客之争又不是只发生在南方,历史上山东和江苏因为垦田问题,两边也是打的脑浆子都出来都是经常事。
所以,总得留点赚钱的产业,给本地的势力,让他们完成转型,成为本地支持改革的人。
否则的话,铁路是松苏资本的、煤矿是松苏资本的、缫丝柞蚕是松苏资本的、花生榨油销售是松苏资本的……本地的势力要是能支持变革,那可真是神奇了。
当然,刘钰还是要考虑地方优势、以及未来的全国统一市场的。所以,棉产业,刘钰是不可能搞的,一棵棉花都不可能在山东种,种了将来的印度棉来的时候全是麻烦。
这是一种“假装的地方保护主义”,实则是为将来的全国统一市场做准备。
松苏没有柞蚕、不适合种花生,也不适合种烤烟,也没煤矿。只不过因为资本有腿,所以还是要适当控制一下这个腿。
早些年,运河没废的时候,山东很多商贾士绅就嘀嘀咕咕地抱怨,说临清的商业圈,全是山西人在赚钱,本地人啥也抢不到。这种地域间的不满,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只不过,皇帝压根不明白刘钰的逻辑,他就听了个减租、减息、长佃这些东西,就觉得好像和松苏要搞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然而他显然不明白,松苏的资本、山东的资本,都叫资本,那才是一家的,和你的封建皇权不是一家的。
从地里赎买土地出的钱,和卖茶叶卖瓷器卖丝绸的钱,并无区别,一旦投入到工业中,变成生产资料,你知道这个蒸汽机是茶叶换的还是花生换的?
皇帝以为不一样,实则其实只是一个内核,换了层传统的抑兼并的皮。至于土地集约化之类的东西,工业化以后慢慢玩儿,那不是现在要考虑的东西。松苏那么搞,是为了关东和南洋的开发,而不是松苏本身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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