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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先不论漕运体系如何糜烂，明朝对漕运的依赖是前所未有的，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它还是北方首都和富庶江南之间唯一的交通路线。
地处北方的政权对富庶南方的掌控，就是通过‘贡粮’的形式来证明，这也是大运河存在的价值。
只是令人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也是刘一焜作为掌实权的工部尚书那么多年来，在与各级漕运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领悟到的一些‘奇怪’的地方：比如，没有谁不认为漕运是一种具有很多‘优点’的制度，因为它能带来稳定的收入，而且这一优点早就被广泛的认可，以至于对于它的负面影响都选择性被忽视。
尽管漕河的承载能力有限，每年也就在四至五百万石之间，但为了这有限的承载能力，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而且这种代价，绝没有使整个国家的经济活跃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还有一点令人不解的是，历朝历代的君臣，都固执的坚持着朱元璋所定下的‘祖制’，即便时代已在发生巨变的情况下也不愿意去做改变，或者说无力改变。好比巨额白银的流入，实际上早期确立起来的财政制度已经不适应白银的广泛流通。
就拿漕粮来说，额定每年在八百万石，但实际也只有四百万石可以通过漕河运输到京城，而另外的四百万石就只有兑换成钱币缴纳，此谓之金花银。起初规定是一石米兑一两银子，一旦小麦兑八钱。
在实行二十年后，又下降成为四石粮食兑一两银子，这只是一项暂时性的措施，目的在于缓解百姓拖欠税款的压力，但是却在正统元年的‘兑换法’颁布之后，这一兑换率被继承下来。
实物征收也存在问题，因为有高昂的附加税在里面，其结果就是缴纳过高而导致逋赋严重。所以，无论从实物征收还是钱币征收的财政制度上，都能看出漕运的弱点，在其繁荣期，粮食的盈余并没有带来什么显而易见的好处，反而助长了腐败；而萧条期，总产量的不足也不可能促进漕运经济的发展。
这就像国家的财政税收制度的制定，始终是围绕着漕运体系来的，换句话说，在某些方面，其实漕运也制约了税收的征收和管理。
当然，这样的财政制度肯定会导致国库收入的减少，当历朝历代的君臣们在讨论如何增加国库收入时，似乎也没有人建议说金花银要跟随粮价的兑换比例，当然金花银最终也并没有进入国库而成了皇帝的內帑。
然而，公共财政政策的错误会最终导致国家经济结构的失衡，在形式上最终表现为金融问题。中国历代王朝在公共财政政策失误后，最后无一例外会滥用金融手段，其本质而言，正规财政收入的流失，政府就必须透支政府信用，在没有法币的古代，就只有加税。
历史的轮回体现在本质上，是没有丝毫改变的。
当午朝结束之后，永明帝还是留下了首辅李琚，虽然君臣两人在执政理念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毕竟李琚乃三朝元老，其辅政水平和治理经验都无人可替代。
当然，午朝上也留下了问题，一是诣阙的百姓，永明帝除了命通政司妥善安排外，暂时给不出任何结果，二是漕督齐梅尓的题本，还是先留中，再议。
但这对他来说，其实目的已经达到。
至于永明帝和首辅两人又讨论了什么问题，达成了什么共识，这不得而知，而接下来两日又是休朝期，好歹是不用起大早了。
今日的《北商报》虽然发刊晚了，但最终得以大卖，其发行量可谓后来居上，成了京报中的翘楚，就是因为一篇时文写得极为精彩。
这个时代吧，其实很少有专门分析经济问题的文章，所以有那么一篇就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邬阑看了那篇文章，她又一次被‘震撼’到了，文章的内容是关于西北与江南地区经济的互为融合。
其实顾炎武在他的著作中，也曾指出过西北地区经济萧条的情况，《日知录》里就有这样的记载：以延安一府，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即不获纺织之利，而又岁有买布之费……
因为西北地区的特殊性，九边之中，西北则占有七边，而商业活动又大多以官方为主导。需求量最大的除了粮食之外就是棉纺织品，作为布料制作成衣物之外，还常常折为军饷发放，所以，布帛在边镇地区也是除了银子之外的硬通货。
如此需求巨大的市场，产自江南的棉布占据了绝大部分，只有一小部分取自关中。而茶马市场也是官方一个主要市场，布帛的交易量同样巨大，如此种种，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朝廷以帑藏赴都督，都督以帑藏发边官，边官以帑藏赉至松郡……’山东临清关就是松江梭布最大的集散地。
西北地区输入江南的货物，大多为皮毛类和药材，纵观西北与江南的经济交流，其繁荣景象并非两地经济发展水平的真实反应，西北地区远未达到江南地区同等规模的商品流通程度，因其背后是庞大的官方市场的支撑，而一旦边境局势稳定，驻军减少之后，其贸易规模便急剧萎缩，‘商贾为之色沮，落魄失业者，比比皆然’。
所以文章在分析了西北经济萧条的原因后，又指出了一条恰如其分的发展之路，其实也是邬阑曾经对太仆寺卿牛懋说过的，只有立足于当地，发展有自身特色的区域经济，才是正确的发展之路，而西北最具优势的资源目前看来便是草场和马匹。
但西北地区的交通只有一条主要驿路：从京城出发，走保定、真定、顺德、彰德、卫辉，然后向西走怀庆、河南府到西安，再从西安发散为三条次要驿路，一条入川，一条经延安到榆林，最后一条经西安至平凉、兰州、凉州、甘州。
道路的通行能力严重制约着西北经济的发展，所以当务之急也是提升道路通行的能力，文章最后也明确提出，西北地区要赶上江南地区的发展水平，至少在其道路上必须同漕运连成一体，可以依托徐州为中转。徐州以西，经归德至开封府，再到河南府，这样便同西北主要驿路联通；徐州以东，经邳县、新沂至海州。
在邳州与漕运接连，在茶城以南黄河上又有镇口闸与伽河相连，如此便漕陆相连。
邬阑看到此处，突然想起清末民初所修建的两条铁路，一条是南北向的津浦铁路，另一条是东西走向的陇海铁路，其实所经过的地区基本也与自明代修建的驿路相吻合。
想到此，邬阑心里又有了主意，而这个主意，她觉得一定能说服永明帝加快道路建设。不过在说服皇帝之前，她要先找到李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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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日很快过去，
又是新一轮的早朝期开始，其实这两日内，朝廷虽然休朝，但朝廷之外的民间，舆论一直在发酵。《北商报》的文章虽然没有直接写出对于诣阙百姓的同情，但却是一篇真真正正解决问题的文章，也因此引出了更多理性的声音。
这日早朝，还是邬阑随侍御前，当鸿胪官唱过‘奏事’之后，第一个站出来的居然是邬阑认识的‘熟人’……户科给事中马仕璋。
马仕璋因任六合县令三年考满而擢升为给事中，这是发生在去年的事，他的擢升严格说也有邬阑一半的功劳。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他那一手名为自劾，实为劝谏的做法实在高明，让永明帝记住了他。所以，虽然看起来是平调，但却是非常有面子的擢升。
“启禀陛下，臣有本奏，”
鸿胪官引奏……
然后马仕璋便不慌不忙的拿出本章，照着大声诵读起来：
“……初行金花银时，银每两折米四石，自天顺以后，苏、松等府之折米率却屡经变动，每两折米三石八斗、三石四斗、两石六斗、一石九斗……正德四年，又恢复至每两准米四石，嘉靖时又变为每两准米二石……折率一再降低，固然地方府县税收增加，但百姓纳税负担却是成倍增加。”
“然而，官定折价却比市价低太多，若在灾荒之年，此种确实能减轻纳税百姓的负担，但同样也会被人所利用。江南地主宁可收取实物地租再高价卖出，然后以低折价纳税……这也是为何江南土地价格腾贵的原因。”
这可够长的，还从来没见过如此长的提本，原本是诵读清楚即可，可马仕璋不紧不慢念着，而且还抑扬顿挫，颇有一点韵味。但谁要把这真当成文章来欣赏，可就犯了错，凡朝堂之上所涉及国家政事，绝没有半点表演的成分在里面。
马仕璋花了差不多半柱香时间才诵读完，还是有人听了之后皱起了眉头，金花银这事，不是光折银缴纳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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